中國歷史人物故事之沈從文

中國歷史人物故事之沈從文

寄語：沈從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獻的一生。文學作品《邊城》 、《湘西》、《從文自傳》等，在國內外有重大的影響。他的作品被譯成日本、美國、英國、前蘇聯等四十多個國家的文字出版，並被美國、日本、韓國、英國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選進大學課本，兩度被提名爲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候選人。沈從文不僅是作家，還是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中國歷史人物故事之沈從文，歡迎閱讀。

沈從文（1902-1988），原名沈嶽煥，1902年12月28日出生在湘、川、黔三省交界的湘西小城鳳凰城。鳳凰城是苗族、土家族、漢族聚居區，他的祖母就是一位苗族婦女。沈從文的祖父沈洪富曾官至貴州提督。父親沈宗持也是行伍出身，一心想當將軍，但是變化了的時代環境使他無法繼承父業，反而直接參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活動。武昌起義後，沈宗持曾參與組織和領導了一場針對駐當地清軍的起義。後來他又到北京，因與人謀刺袁世凱事機泄漏，被迫亡命關外多年。爲了替他償還債務，家中只好變賣田產，沈家由此開始敗落。沈從文的母親黃英出身於書香門第。這位倔強、通達的婦女，成了沈氏兄弟姐妹最初的啓蒙老師。沈從文6歲進私塾，然而那呆板無生氣的讀書生活使他厭倦，而爬樹、游泳、釣魚、捉蟋蟀乃至逛街、打架，卻使他感到身心愉悅。至於鳳凰城裏那些五花八門的作坊、店鋪，那些辛勤勞作的人們，更能引起他無窮的興趣。由於家中有吃糧當兵的傳統，加上其野性難馴，1917年8月，剛剛14歲的沈從文，就被母親以補充兵的名義送去當兵，讓他到社會上去學習生存。

當時沈從文在駐防湘西的一支地方軍隊裏當兵，先後任衛兵、上士司書等。這一期間，他的足跡遍及沅水流域各地，領略了湘、川、黔邊境碼頭、山村城鎮的社會風貌，飽覽了各種迷人的自然風光，接觸了各式各樣的人物，這爲他以後描寫湘西風情的小說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他也親眼目睹了舊軍隊派系林立、明爭暗鬥的各種勾當，看到了各派軍隊以“清鄉”爲名，搶掠百姓，殺人如麻的“偉績”，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人民的疾苦多有了解，深爲同情，從而生髮出讀書救國的願望。後來他到湘西巡防統領陳渠珍部，在其手下充當一名書記。陳渠珍雖爲行伍出身的地方實力派人物，但卻好讀書，對文化人有好感。他不僅藏有大量書籍，還收藏有歷代名畫、古瓷、碑帖、銅器等。沈從文主要爲陳渠珍查閱、抄錄書中的材料，併爲那些圖書、舊畫、古董分類編號。這一工作不僅使沈從文得以閱讀大量書籍，提高了他古典文學的修養，而且還接觸到不少古物，從而培養了鑑賞古文物的興趣。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不久其影響波及湘西。沈從文先後接觸到了《新潮》、《改造》、《超人》等新書刊，大大拓展了視野。1922年夏，沈從文這個“鄉下人”終於走出偏僻的湘西，開始進入一個嶄新的天地。

沈從文來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發源地的北京，在北京大學當了一名“不註冊”的旁聽生。但是原先陳渠珍答應提供的資助不久成了泡影，他在北京的求學生活一時難以爲繼。他寄宿於湖南會館，冬天沒有棉衣，沒有火爐，嚴寒難耐，只能用被子裹着身子坐在桌旁寫作。爲了生活，他不斷向報紙雜誌投稿，然卻一次次被退回。一度他到了飢寒交迫的境地。迫於困境，他給當時蜚聲文壇的作家郁達夫寫信求助。很快他得到了作家的迴應。郁達夫親自到湖南會館看他。這次會面促使郁達夫寫成了《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異常憤激地控訴社會黑暗和知識青年不堪忍受的生活情況。

因爲投稿，沈從文結識了編輯《京報》副刊《民衆文藝》的胡也頻，並且結爲志趣相投的朋友。後來他與胡也頻、丁玲一起搬到沙灘附近的漢園公寓。困頓的生活沒有挫折沈從文奮發向上的銳氣，他憑着“鄉下人”不向命運低頭的倔勁和韌性，仍然堅持寫作和投稿，他的作品終於以休芸芸、懋琳、璇若等筆名，在《晨報副刊》、《現代評論》、《小說月報》、《語絲》上陸續發表了，他也得到了胡適、徐志摩、郁達夫、丁西林等長輩的幫助和鼓勵。1926年北新書局出版了他的小說、戲劇、散文、詩歌合集《鴨子》，次年新月書店又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說集《蜜柑》。

渴望獨立自主的思想促使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一起，希望有一個自己主辦的刊物，能自由地發表自己的見解。爲此，他們於1927年4月和1928年2月分別南下，到當時新文學運動的中心上海去尋求進一步的發展。

1928年秋，沈從文到上海中國公學任教。教學之餘，他與胡也頻、丁玲積極籌劃辦刊之事，四處奔走，多方努力。他們終於在1929年1月取得了成功，分別創辦了《中央日報》副刊《紅黑》和人間書店出版的《人間》月刊。“紅黑”這一刊名，來自於湘西的一句土話，是“橫直”、“左右”、“無論怎樣總得”的意思，這個名字反映了他們的執拗、他們的追求。當時上海文壇上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方興未艾，而他們三人於各派之論爭一概不介入，一心一意潛心於寫作。他們憋着一股勁，要用自己的作品來說話。

然而終究因爲勢單力薄，無法籌措到後繼資金，這兩個刊物，一個出到第4期，一個出到第8期，就先後夭折了，並給他們留下一大堆債務。爲了還債，胡也頻到山東濟南中學教書，沈從文則繼續在中國公學教書。

不久胡也頻因參加學生運動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通緝，被迫與丁玲返回上海。其後胡也頻和丁玲很快就加入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胡也頻還被選爲執行委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1930年秋，沈從文去武漢大學任教，寒假裏返回上海。1931年1月17日，胡也頻遭叛徒出賣，被國民黨軍警逮捕。當天深夜，沈從文就收到了胡也頻託人從監獄裏帶給他的便條。爲了營救胡也頻，沈從文曾以無黨派作家的身份，往返上海、南京之間，要求國民黨當局放人。但是一切努力均是徒勞，2月7日，胡也頻與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23位共產黨人英勇就義。懷着對死難朋友的沉痛哀思和對國民黨當局殘殺青年作家的憤慨之情，沈從文寫下了長篇傳記作品《記胡也頻》。儘管他對胡也頻所從事的革命活動還相當隔膜，但是他崇敬革命者的獻身精神。他寫道：“我覺得，這個人假若死了，他的精神雄強處，比目下許多據說活着的人，還更像一個活人。”從1926年到1931年，沈從文除上述《鴨子》、《蜜柑》結集出版外，還先後出版了《阿麗思中國遊記》、《入伍後》、《雨後及其他》、《山鬼》、《龍朱》、《旅店及其他》、《十四夜間》、《神巫之愛》、《男子須知》、《石子船》等。他的努力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他成了30年代初一個引人注目的多產作家。這是沈從文創作的早期階段。這些作品精蕪並存，風格迥異[]。人們能從他的作品中看到湘西生活的奇光異彩，看到新異的人生圖景。但同時，在許多作品中又使人感到，面對如此豐富多彩的生活素材，這位年青作家還顯得窘迫，不能得心應手地進行描摹和敘寫，生氣流溢的湘西生活素材還沒有被作者用自己的審美觀念妥帖地組織起來，因而給人的感覺往往只是這種特殊民情風俗和自然風光的表象展覽。他的那些以城市生活見聞爲素材的作品，以暴露上層階級生活的空虛和靈魂的卑劣爲主旨，但是題材和內容皆缺乏提煉。然而在這衆多的作品中，我們畢竟看到了《柏子》、《野店》、《漁》等滲透了湘西情趣，充滿了原始野性活力的好作品，而《牛》和《菜園》這兩篇小說，分別以軍閥混戰和1927年反革命大屠殺爲背景，展現了下層人民悲苦的命運，表現了對統治者的殘酷和愚蠢的強烈義憤。在這些早期作品中，既有刻意求工的現實主義描繪，但更多的是充溢着浪漫主義情調的抒寫。他在創作方法和各種表現手法上進行不斷的探索和試驗，決不拘於一格，“失敗了就另換一種方法再來，作對了也決不停留在已有小小成就上”。正是這種不知疲倦的探索和追求，終於使他在創作實踐中找到了表達自己思想和感情的恰當形式。

1931年秋，沈從文來到青島大學任教。1933年9月，他與原上海中國公學的學生張兆和結婚。同月，他應聘擔任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的編輯。9月23日，沈從文接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期問世。1935年9月1日開始，這家副刊由沈從文與蕭乾合編，更名“文藝”。在30年代，這一刊物在全國影響極大。

1933年丁玲、潘梓年被國民黨當局祕密逮捕，沈從文參加發起文化界營救丁玲等人的活動，寫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蹤》等文章，憤怒抗議國民黨當局的卑劣行徑。國民黨特務文人張鐵生在《庸報》上發表文章，攻擊沈從文爲丁玲辯護，並造謠誣衊丁玲，爲此沈從文準備向法院起訴，迫使《庸報》向沈從文賠禮道歉。1934年3月，沈從文發表了《禁書問題》一文，對國民黨的禁書政策提出批評，認爲這是一種“愚蠢行爲”，是對民族文化的摧殘，近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此文一發表，立即遭到國民黨報紙《社會新聞》的攻擊，咒罵沈從文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他的一篇描寫革命根據地游擊隊戰士英勇鬥爭的小說《過嶺者》，以及長篇散文《記丁玲》，也都遭到國民黨圖書審查機關的刪削。在白色恐怖瀰漫全國的時代，沈從文憑着自己的良知，對統治者濫用手中的權力，摧殘民主，虐殺無辜，鉗制言論，是十分反感的。但是使他不解的是，他卻遭到了來自“左”的方面的批評，他被視爲“沒有思想”、“空虛作家”、“文體作家”，他陷入了不被人理解的孤獨苦悶之中。

作品是最有說服力的。1931年到1938年，這是沈從文創作生涯中最爲輝煌的時期。中篇小說《邊城》，長篇小說《長河》第一卷，短篇小說集《虎雛》、《如蕤集》、《八駿圖》、《新與舊》等，散文集《從文自傳》、《湘行散記》、《湘西》，皆寫作或出版於這一時期。對充滿生命活力的“湘西”世界的讚美，和對腐敗沉淪的現代城市社會的嘲諷，仍是這些作品的中心內容。他更加自覺地從審美意識與道德意識的角度，描繪了湘西社會中自由奔放的生命力，讚頌了在情慾奔放中所顯現的“健全人性”，展現了那種未經現代城市文化“污染”過的淳樸、自然、優美的湘西世界。《邊城》是沈從文的代表作，作者對於農民、手工藝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歌頌了純真的愛情，表達了人對命運自己做主的要求。這些小說蘊含着沈從文對人生的哲理思考，它表現出受過長期壓迫而又富於幻想的少數民族在心坎裏那一股沉憂隱痛，同時也唱出了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聲。其他如《貴生》、《蕭蕭》、《丈夫》等一系列短篇小說，真實地描繪了湘西下層人民生活的悽苦，展示了他們矇昧自在的精神狀態，表現了作者對湘西樸素人情美在時代巨壓下消失無餘的悲涼心境，作品蘊含着對人性自由的呼喚。

而《月下小景》、《阿黑小史》等小說，是作者藉助於湘西地區巫人文化的流風餘韻，創造出來的充溢野性活力的生活畫卷，它有着濃郁的浪漫主義情調，曲折地表達了作者對那種自由舒展的原始生命形態的嚮往。

沈從文對都市人生的觀點，顯示出一個來到都市的“鄉下人”的審美標準，他以鄉村的道德眼光和心理優勢看待現代都市社會的種種弊病。在《紳士的太太》、《王謝子弟》等小說中，他以一種冷峻、悲憫的筆調，揭露大都市中“紳士階層”掩藏在“文明”外表下的卑劣的靈魂；《八駿圖》、《有學問的人》等篇，勾畫了一些在爾虞我詐的社會環境中跌爬滾打的大學教授和其他知識分子的行狀，抨擊了知識階層中存在的某些“被閹割了的侍宦觀念”。他的散文集《湘行散記》和《湘西》，全面而現實地反映了湘西社會人生的悲歡。他用素樸而有神采的文字，描繪了沅水流域秀麗如畫的山川景物，介紹了湘西的民情風俗、歷史沿革、人事現狀，更着力描寫下層人民生活的艱辛和他們頑強不息的生命活力。

特定的時代、特殊的地域、民族及其文化傳統，獨特的人生經歷鑄造了沈從文，他只能帶着青少年時期形成的特殊文化心理來審視世界。由於他所經歷的世界的侷限性，這就必然使他看人論世帶有某些偏狹與保守。

但在另一方面，由於沈從文堅持要以自己的聲音說話，他要突破舊的傳統和革命文學的流行口號，因此在30年代的文壇上，他顯得卓爾不羣。表面看來，他的作品似乎遠離政治，遠離時代。在他的筆下，湘西世界是一個淳樸寧靜的桃花源式的世界，缺少血淚的控訴以及火與劍的搏擊，有着一種牧歌式的情調。但是當我們深入到沈從文創造的藝術世界裏，進行細緻的探討，就會發現他的作品有着一個連貫的主題，這就是民族品德的發現與重造。這是沈從文創作中最基本的、最富於積極意義的思想。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經由城市世界與湘西世界反覆對照而顯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正屬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主題之一，也是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命題。在這一方面，沈從文與他的時代又貼得那樣近，他正是由他生存其間，呼吸其間的現代中國汲取靈感與熱情的。

正當沈從文的創作進入成熟期，可望獲得更大豐收的時候，1937年7月抗戰爆發了。1937年8月沈從文離開北平，經過了大半年的輾轉流徙，於1938年來到了昆明。1939年6月，他開始在西南聯大任教，並繼續參加抗戰前就開始的、以楊振聲爲首的編輯中小學教科書的工作。這一段時期，他的創作很少，但在文藝論爭中卻頗爲引人注目。1939年初，他發表文章《一般與特殊》，1942年又發表《文學運動的重造》，認爲抗戰初期文學中標語口號盛行和“抗戰八股”的產生，是和一部分作家投筆從政，去從事一般的抗日宣傳工作有關。他的觀點被當時的批評者概括爲“反對作家從政論”，遭到激烈的批評。

1945年抗戰勝利，1946年7月沈從文到北京大學任教，同時兼任天津《益世報》，北平《經世報》、《平明日報》等報紙的文學副刊的編輯。在這期間，他先後發表《從現實學習》、《〈文學月刊〉編者言》、《一種新希望》等文章。面對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他感到茫然。在這些文章裏，他弄不清這場戰爭雙方正義與非正義的性質區別，籠統地將國共兩黨的戰爭說成是“民族自殺的悲劇”，並希望依靠國內各方面的賢達之士來共同探討民族復興大計。這種意見與當時社會上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的政治主張有相同之處，爲此他又遭受到革命陣營的批判，而且這種批判的調子隨着民主革命的勝利進程而日益上升。1948年3月，他被批判爲“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爲反動派而活動着”，到了1949年因他的一篇紀念熊希齡逝世十週年而寫的題爲《芷江縣的熊公館》文章，他又被指責爲“地主階級的弄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過革命大學研究班的短暫學習後，他去四川參加了一段土改工作。1949年8月被安排到歷史博物館工作。1953年他收到開明書店來信，通知他的作品已經過時，凡已印、未印各書稿及紙型，均代爲焚燬。由於主客觀方面的諸多因素，他的創作生涯中止了。1957年後，他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等單位工作，負責爲文物書寫標籤、目錄。在這一時期，他先後撰寫出版了《中國絲綢圖案》、《龍鳳藝術》等論文集。1964年他遵照周總理的囑咐，開始編寫中國服裝史。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這一書稿卻被宣判爲吹捧帝王將相、歌頌才子佳人的毒草，資料被查抄燒燬；他也於1969年11月被打發到中央文化系統在湖北咸寧的“五七幹校”勞動，直到1971年才返回北京。這時他已屆古稀之年，但仍是孜孜不倦地重新開始服裝史的資料整理工作。1978年5月，沈從文被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繼續研究中國古代服飾。1981年，《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部先後經歷二十個春秋，凝集着他的心血，寄託着他對周總理真摯懷念的專著，終於出版了。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先生因心肌梗塞與世長辭，終年8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