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讀後感2000字精選三篇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讀後感2000字精選三篇
導語：《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作者米蘭·昆德拉最負盛名的作品。下面是由本站的小編爲大家整理的一些關於這本書的一些讀後感，以供大家需要和參考！
【第一篇】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捷克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的代表作。去年第一次讀它的時候，居然深感不安和迷惑――那是一部意象繁複的作品，字裏行間閃爍着許多“不解之辭”――我的明白力居然很難渡過它艱深晦澀的語意之河。懷着自我挑戰的心理，今年暑假又認認真真地把它重讀了一遍。重讀此書，卻給了我完全不一樣的感受――好像我從來就未曾讀過一樣!那是一座感性與理性縱橫交織起來的神祕幽深的城堡，看似簡單的感情故事，蘊含着豐富的哲理思辨，閃爍着耀眼的思想的光芒。作者用譏諷幽默而冷靜的筆調，剖開人類生命的外衣，探索靈魂的祕密，揭開人性深處隱祕的真相，展示了社會動盪和命運沉浮的人生圖景，揭露了人類“媚俗”的天性。讀罷掩卷，我的眼前彷彿出現了一幅現代主義的三維立體圖畫：破敗的城市、遊行的人羣、纏綿的肉體、憂傷的眼神-----這一切雜亂地交織重疊成灰色的夢境，而這一切夢境的背後，則隱約可見無比溫馨靜謐的遙遠的山村圖景，那裏斜陽暖暖，牧歌悠然。
這的確是一部值得反覆讀的作品。它就像一株枝繁葉茂的大樹，以我淺陋的明白和愚拙的筆觸，如果勉強能觸摸到它的三兩片輝煌的樹葉，也算很僥倖的了!
一、輕重之間
“如果我們生命的每一秒鐘得以無限重複，我們就會像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一樣被釘死在永恆上。這一想法是殘酷的。在永恆輪迴的世界裏，一舉一動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職責重負，這就是尼采說永恆輪迴的想法是最沉重的負擔的緣故吧。
作家在小說開頭第一章，便以一個哲學家高深莫測的姿態，拋出了尼采的“永恆輪迴”說，並以大段的哲理思辨使我不得不陷入關於重和輕的凝重思索。
“重便真的殘酷，而輕便是真的美麗?”
“最沉重的負擔壓迫着我們，讓我們屈服於它，把我們壓到地上。但在歷代的感情詩中，女生總渴望承受一個男性身體的重量，於是，最沉重的負擔同同時也成了最強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負擔越重，我們的生命越貼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實在。
相反，當負擔完全缺失，人就會變得比空氣還輕，就會飄起來，就會遠離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個半真的存在，其戶外也就變得自由而沒有任何好處。
那麼，到底該選取什麼?重還是輕?”
是的，究竟該選取什麼?重還是輕?直到小說結尾，這個問題依然懸而未決……或許這是個連作家本身也尚未找到答案的人生謎題吧?我只能試圖從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尋找作者思想的蛛絲馬跡。
二人物小像
托馬斯――原爲布拉格著名的外科醫生，生性自由，以交往衆多情人爲嗜好，同時深愛着特蕾沙。蘇聯佔領捷克後，攜特蕾沙流亡瑞士。後又爲了感情重返布拉格。曾因政治迫害淪爲玻璃清洗工，又在環境重壓下隱居山村，當了一名卡車司機。他一生漂泊，不斷地在生命的重與輕的漩渦中掙扎。最後與特雷莎雙雙死於車禍。
特蕾莎――一個柔弱，忠誠，純真，善良的女子，一個不斷審視自己靈魂的感情信徒。原爲布拉格附近某小鎮鄉村酒店的女招待，後爲布拉格某新聞圖片社的攝影記者，托馬斯的妻子。深愛托馬斯，不堪承受由於托馬斯的不忠帶來的嫉妒和痛苦，生活在噩夢和眩暈之中。也是一生漂泊，由小鎮來到托馬斯的城市布拉格，之後流亡瑞士，在感情的痛苦折磨中離家出走回到祖國，然後和托馬斯一道隱居山村，做了一名牧羊女，最後和托馬斯一齊死於車禍。
薩比娜――布拉格年輕的女藝術家，托馬斯的最重要的情人。弗蘭次的崇拜對象。思想自由獨立，生性叛逆，反對媚俗。她不斷地背叛原來的位置：背叛家庭，背叛父母，背叛祖國，背叛感情，拋棄了深愛她的弗蘭次;她不斷地叛己所叛，最後到了無可背叛的地步。她的生命無限輕盈，了無分量，沒有何牽掛和職責，像漂浮在半空中半真的存在。她不停地流浪，從布拉格流亡到日內瓦，然後到蘇黎世，最後到美國和一對喜愛她的畫的老年夫婦生活在一齊，而不久那對老年夫婦也將離開她到自己的女兒那裏去。在無盡的背叛和漂泊中，她感受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的殘酷重壓，在無限淒涼孤獨和憂傷中，渴望着一扇遙遠的童話中亮着溫馨燈光的窗戶。她是四個主人公中唯一存活下來的人，也是最悲慘的命運的犧牲者。
弗蘭茨――日內瓦某大學的教授，夢想主義者，英俊健美，思想單純，熱衷於一切政治戶外，崇拜並深愛着薩比娜。曾爲了追求薩比娜而離開不愛的妻子，在薩比娜不辭而別之後，他又把年輕的女大學生當做薩比娜的影子，最後爲了縹緲的感情幻想投身到支援柬埔寨的國際醫療隊伍的“偉大進軍”中。他加入到“偉大進軍”的理由也十分富有反諷意味――正因柬埔寨和薩比娜的祖國都是同樣遭受被侵佔的厄運的國家，他想：如果薩比娜知道他加入到支援柬埔寨的偉大進軍，必須會感受到他對她的祖國遙遠的支持和同情，她也就會因此而高興的!當他最後從寄託在“偉大進軍”上的感情夢想中幡然醒悟的時候，卻不幸被砸死於偶然的搶劫事件。
三、托馬斯-----重與輕博弈中的真實存在
“托馬斯站在寓所的窗前，茫然地望着對面樓房的牆”。-----他在腦海裏回憶着和特蕾莎相識的情景，並反覆思忖着：究竟該選取什麼?是理解特蕾莎來和她一齊生活，揹負起感情之沉重職責，還是繼續享受以往的自由輕盈?這是故事一開始作者爲我們描述的場景。而且這一場景在小說中意味深長地反覆出現了多次。
“人永遠不知道自己該要什麼，正因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和前世相比，也不能在來世加以修正”。
因此，每當他面臨生命中重與輕的抉擇的時候，他都會這樣茫然無措，猶豫不決。事實上，托馬斯短暫的一生的確是在重與輕的抉擇和傾軋之中渡過的。他是布拉格的著名的外科醫生，原本活得自由灑脫，自從愛上特蕾莎之後，身上便揹負起一個女生全部的愛的重量和職責，這重量使他不堪重負，不斷地下墜，下墜，像一片空中漂浮着的飛絮被雨水打溼，墜入地面，和大地融爲一體。他的生命也因此被賦予了好處。在他的觀念裏，靈魂和肉體是截然分開的，他追逐衆多女性的嗜好絲毫不會損害到他對特蕾沙獨特而深刻的愛。一方面，他深愛着特蕾莎，認爲特蕾莎是“漂在塗了油脂的籃子裏的孩子，偶然漂到了他的牀榻之岸”，他對柔弱的特蕾莎有着深刻的同情和“無法表達的愛”。另一方面，他又不肯放下以往自由不羈交往衆多女友的生活方式，不斷的揹着特蕾莎和其他女友約會。他生活在特蕾莎因嫉妒無助而產生的痛苦的噩夢的纏繞中，穿梭在謊言和感情之間，對自己不忠的內疚，對特蕾莎的同情憐憫以及深刻的愛，交織在一齊，構成一股強大的漩渦，把托馬斯這葉自由飄蕩的輕舟，一次次不斷帶入命運的深谷。
托馬斯追隨離家出走的特蕾莎從日內瓦回到祖國，就應是他繼流亡瑞士之後命運的一次重大轉折，也是他在輕與重之間抉擇的最爲顯著的例證。我在想，如果在特蕾莎出走之後，托馬斯沒有回布拉格找她，而是留在日內瓦繼續“風流”他的“韻事”，享受自由甜美的生命之輕盈，那麼他的命運必須會是另一番完全不一樣的圖景。我們也就不會看到小說結尾的悲慘結局了。事實上，當他又一次徘徊在輕與重的十字路口，站在寓所的窗口茫然地望着對面樓房的牆，他內心深處卻反覆重複着一句貝多芬的樂句：非如此不可!爲何“非如此不可”?這可能就是他靈魂深處的聲音。在特蕾莎離開他的最初幾天，他一個人流浪街頭享受自由空間的短暫的甜美，但他無法再去接觸任何一個女性，他的腦海裏總是浮現出特蕾沙無限悲哀的眼神和痛苦的表情。他在心裏感受並放大着特蕾沙的痛苦，他無法擺脫特蕾莎的柔弱對他精神和情感的強大控制，他無法承受離開特蕾莎之後的“生命之輕”。於是，他放下了輕盈的生活，重新回到祖國，回到了特蕾莎身邊――他選取了“重”。
特立獨行的托馬斯在無限自由輕盈的生命狀態下，被一次又一次地拖入命運“重”的泥潭，而這“重”的泥潭，除了他的感情之職責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根源，那就是強大的無法抗拒無處可逃的社會動亂和“政治黑暗”。作者似乎在告訴我們，平凡的個人在社會政治的強大漩渦中無異於一隻弱小的螞蟻，個人的生活在無序癲狂的國家機器的碾壓之下會被輕而易舉地碾成粉碎。他厄運的開始源自一封影射當局的信件：希臘神話中的俄狄浦斯在完全無知無覺的狀況下，犯下了弒父娶母的大罪，當他知道真相後，深感罪孽深重，無顏面見世人，於是自挖雙目，流亡他鄉，以殘酷的自我懲罰來爲無知犯下的罪過懺悔。難道無知者犯下的罪過就不該承擔職責嗎?一些蘇聯共產黨當局以“當時什麼也不知道”來搪塞以逃脫罪責，他認爲是就應受到譴責的。就是這樣一封對他個人生活看似“無關緊要”的信件，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於是，他由一名外科醫生變成了街頭的“玻璃清洗工”。
然而，使他寫下這封信的動機是什麼?是對政治的單純熱衷嗎?我覺得不是。以托馬斯特立獨行的個性來看，他是“媚俗世界的惡魔”，他是不會熱衷於政治的喧囂去參與什麼激進言論的。使他寫下這封信的更爲隱祕的原因，來自他那“危險的比喻”，這同樣關乎他的感情。
他無數次的深刻地感覺到，特蕾莎是一個被放在籃子裏順水漂來的孩子，有一天偶然地漂到了他的牀榻之岸。是他收留了她。這個危險的比喻使他對柔弱的特蕾莎產生了深刻的同情和無法表達的愛。這難道不是命運?而俄狄浦斯這個希臘神話中的贖罪之神，不也正是一個被放在籃子裏順水漂來的孩子嗎?這和特蕾莎有着多麼致命的相似!因此，有一天當托馬斯偶然在書架上翻到《俄狄浦斯》這本書的時候，又聯想到了那個致命的比喻。於是，鬼使神差地寫下了那篇改變他命運的關於俄狄浦斯的文章。我想，這就是所謂的“命運的陰謀”吧?於是，當他以知識分子的率真和孤傲拒絕在脫罪文書上簽字的時候，他被政治巨手緊緊攫住的命運便不可逃脫了。於是，他失去了醫生的優裕生活，成了玻璃清洗工。
那個時期，布拉格正被籠罩在斯大林的“共產主義戶外”的紅色恐怖中。大街小巷到處是政治話語的喧囂，每一個生活的角落，似乎都有祕密警察的耳目，人們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件事，都似乎有被監視偷拍錄音作爲反動證據的危險。日復一日，人們惶惶然生活在這陰雲密佈的異常沉重的政治高壓下。然而此時，托馬斯的生命居然以空前的“輕”的形態展現出來。正因他最後卸掉了多年來一向鄭重地信奉並身體力行的醫生的“拯救人類生命”的神聖使命，一身簡單，一如繼往甚至更爲“狂熱”地投入到探索不一樣女性的“事業”中，“用生命的解剖刀剖開不一樣女性身上的那神祕的百萬分之一的不一樣”，樂此不疲。
這真是一支“重”與“輕”合奏的別具意味的的人生迴旋曲!
當政治的混亂和社會的黑暗代替了人道和禮貌，當“政治媚俗”堂而皇之地躋身博愛民主的殿堂，渺小的個體，只能掙扎在不能承受的“重”與“輕”交織的漩渦中。我們很難用道德家的眼光來評判他，――——托馬斯，在他身上，實在是存在太多的“卑劣”――放浪，好色，不忠，欺騙，他有着一切被道德君子所不恥的“無恥之徒”的特性，然而在他身上，同時又存在着正義，善良，仁慈，悲憫，率真，清高，自由等許多能夠稱之爲“完美”的東西。他是一個在生命之“重”和“輕”的博弈中苦苦掙扎的真實存在。作者對他未加任何道德的評判，――在道德沉淪的世界，“一切都被預先諒解了，一切也都被卑鄙地許可了”。
五生命是一張成不了畫的草圖
“沒有任何方法能夠檢驗哪種抉擇是正確的。正因不存在任何比較。如果生命的初次排練就已經是生命本身，那麼生命到底會有什麼價值?正正因這樣生命才總是一張草圖。但“草圖”這個詞還不確切，正因一張草圖是某件事物的雛形，比如一幅畫的草稿，而我們的生命卻不是任何東西的草稿，它是一張成不了畫的草圖。”
小說主人公的杯具，不僅僅是他們所屬的那個時代的杯具，同時也是我們許多現代人的杯具。或許，作者正是在托馬斯他們的身上，寄託了自己對人生無限未知可能性的探索吧。當看到小說結尾，我已經不能簡單地微笑，一縷深切的悲涼從遙遠的天際襲來。
正如作家所感慨的那樣，生命的初次排練便已經是生命本身，生命永遠是一張成不了畫的草圖!生命之畫圖是如此的潦草，還未來得及修正，也根本沒有機會修正，就畫完了匆匆的那一筆。也許一切的結果，無論暗淡還是輝煌，都不值得追悔或者讚歎，一切的抉擇也沒有什麼正確和錯誤的區別，那只是一道生命的軌跡，正因對於我們所選取的道路，我們根本沒有機會比較其優劣!而使我們務必這樣走的理由，便是無數偶然表象下的必然，是你命中註定的“非如此不可”。“這非如此不可”是加載在我們身上的一道命運的符咒，那或許就是你最想要而不能得到的部分，是你內心真正的渴望。我們總是會在一個地方反覆犯着相同的錯誤，反覆重演着同樣的杯具，我們正是從這反覆重演的杯具中，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潦草畫圖，看到了自己的本性。它無關道德，只來自人心。
【第二篇】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昆德拉小說中最爲讀者熟悉，爲作家贏得聲譽最多的一部小說，80年代在中國出版至今，一直被翻譯成《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直到前幾年纔有了現在的這個書名，雖然只是一個語序的變化，卻使得書名和主題更爲貼近。然而即使是改動後的譯名，仍然弱化了原名的玄意。昆德拉在一次訪談中說：“許多朋友勸我放棄《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這個書名，難道我就不能至少刪去“存在”(being)一詞嗎?譯者在碰到這個詞時，都傾向於用更樸實些的表達予以替換：‘生存’(existence)，‘生活’(life),‘狀況’(condition)等等。“存在並非一個具體物，因此，昆德拉認爲，哈姆雷特說的”to be or not to be”絕非“活着，還是死去”的問題，而是一個形而上的追問。所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所要探討的實質上是“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輕”。
尼采認爲，我們的世界是“永恆輪迴”的。我們生命的每一秒都由無數次的重複。我們的生活是能夠被預演的，有朝一日，我們的生活會按照我們經歷過的方式再現，而前者中反覆還將無限重複下去。如果世界果真如此，我們就會向耶穌一樣被釘在永恆色十字架上，無法承受的重負將會沉沉的壓在每一個人的身上。然而，這個世界存在的基礎恰恰是輪迴的不存在，生活無法預演，我們既不能把它與我們以前的生活相比較，也無法使他完美之後再來度過，生命之流只能在偶然性的大地上氾濫，人們肆意的生活，獲得了漂浮在半空中的快感，可是，重就真的悲慘，輕就真的美麗嗎?
托馬斯正是這一問題的代詢人。他是一個離異多年的外科醫生，擁有衆多的情人，生活風流而快活。然而特里莎的闖入打破了他的自由，托馬斯一直在愛戀特里莎和追求自由之間徘徊選擇[]。特雷莎之於他，既非情人，也非妻子，而是一個“被放在樹脂深覆的籃子裏，順水漂到他的牀第之岸的嬰兒。離婚以後的托馬斯是愉快自在的，婚姻對他來說是一種責任的束縛，阻礙了他體會生命的快感，在無數的”性友誼“中，他獲得了美好的生命之輕。特雷莎無疑是這種生活的終結者，她緊緊握住托馬斯的手使他感到了久違的生命的責任並體會到了其中的美好，可是他又不願意放棄多年來的“自由”。對於托馬斯來說，獨居還是與特雷莎結合，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愛情問題，而是關涉到他對存在的可能性的理解。一向輕鬆的他在六個偶然事件的推動下，選擇了“非如此不可”。
七年之後特雷莎的出走，將托馬斯重又置於自由之身，使其身上的重負突然間釋放，甚至感到悲傷過後的美好，托馬斯嗅到了溫馨的生命之輕。可是，隨之而來的沉重卻將他徹底擊倒，他已經學會了感受別人的痛苦，他終於明白，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到從前虛無縹緲的生命了。他回到了布拉格，追回了特雷莎，也追回了存在的重量。
如果說托馬斯不斷地在輕與重之間遊走抉擇，特雷莎也嘗試着去接受託馬斯的存在哲學。當她無法忍受託馬斯有一次在肉體上的背叛，她開始了向輕的試探，和一個工程師發生了關係，可是這次行爲只給她帶來了更深的痛苦，更重的負擔，認真是特雷莎的行爲方式，認真讓她陷入痛苦的絕境，雖然她努力從行爲到精神上向自己的愛人托馬斯靠近，然而她最終還是失敗了，她永遠揹負沉重的負擔，而這沉重恰恰也是對托馬斯的一種吸引。
輕重選擇的對立與兩難，構成了人類的一個基本存在境況，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在這個哲學命題上找到印證，它與善惡無關，究竟是選擇青海是選擇重，昆德拉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他只是提出了這個問題並給與了闡釋。在一個極限悖繆的時代，輕與重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追求意義，選擇承擔，並不一定就能收到預期的沉重感，反而常常導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但是，這輕鬆之中不也包含着生命的沉重嗎?
靈與肉的衝突
肉體與靈魂，使人類得以存在的兩種基本形式，人類總是理想化地希望自己的靈肉統一，以把握一個更爲真實可感的自我，然而，昆德拉卻以一個特定的性愛情境，揭示出靈與肉的分離，使人類再次陷入對自我的無把握之中。
托馬斯與特里莎彼此相愛，可是看待靈與肉的態度卻不一樣：托馬斯認爲,愛情與性是互不相干的，愛情不會使人產生性交的慾望，卻會引起同眠共枕的慾望。在他看來，使愛從屬於性，是造物主最稀奇古怪的主意。靈與肉在托馬斯身上自覺的分離着，他一邊深愛着特麗莎，一邊又和不同的女人做愛，他在愛情上是忠貞的，在行爲上卻是放蕩的。
特雷莎則要求靈與肉絕對的統一。特雷莎有一個外表美麗而內心粗俗的母親，她一直在向特雷莎灌輸一個觀念，特雷莎你與其他人沒有區別，你和其他人的身體都是一樣的，你沒有什麼好隱藏的。特雷莎的母親在光天化日之下裸露着在房間裏行走，這令特雷莎感到羞愧和惱怒。特雷莎的一生，就是在於這種觀念抗爭，她認爲人與人是不一樣的，靈魂決定了這種個性，否定了肉體的差異，也就否定了靈魂的差異。她帶着這種抗爭，來到了托馬斯身邊，尋求救贖，她向他表明她是獨一無二的，可是托馬斯卻把它混入了其他的女人，對她們的身體施以同樣的愛撫，把她又扔回了原來的世界。特雷莎的“嫉妒”成爲她沉重的痛苦，直到死才得以擺脫，而這種痛苦正源於特雷莎對靈與肉絕對的要求。
靈與肉的衝突顯示了人類對把握自我的無能爲力，作爲人存在的一個基本範疇，它突出了人類自身的生存悖論，即人不願再靈肉分離中生活，卻只能以靈肉的妥協與調和謀得現實的安適。昆德拉藉此對現代社會所導致的人行分裂和異化進行了批判。
政治與媚俗
“媚俗”(kithcs)是昆德拉作品中的響詞，在一次與作家埃爾格雷勃裏的談話中，昆德拉將“kithcs”闡釋爲“已講過一千次的美”，“意味着故作多情的集體謊言”，在昆德拉的筆下，媚俗已並非對每一類任何某個特定情景的描繪，也並非僅僅限於藝術，它已成了政治，社會，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徵，成了人類共同生存狀態的一個指稱。
西方批評家普遍認爲，媚俗之於昆德拉，已經不單單是一個道德概念，而是一個審美範疇。昆德拉認爲媚俗起源於“無條件認可生存”的美學理想。媚俗的人，指定人類生存中一個基本不能接受的範圍，並排斥來自這個範圍內的一切比如大糞(shit)，這個每天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生理現象，卻被很多人有意地迴避，人們避免談論它以及和它有關的一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第六章《偉大的進軍》就是一篇討伐媚俗的檄文，它的理論首先是從“糞便”開始的，昆德拉舉了斯大林之子雅可夫的例子，雅可夫在二戰期間被德國人俘虜，和一羣英國軍官關在一起，共用一個廁所。英國人不滿他將廁所搞得又臭又亂，訴諸於集中營的德國軍官。然而，德國長官拒絕討論糞便的問題，雅可夫備感羞辱，以撲向電網的自戕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抗議。在昆德拉看來，人對糞便的厭惡正是一種基本的媚俗。媚俗是人類生存的一個基本情景，它無處不在，不同的媚俗有着不同的內在含義和批判向度，若果說美學媚俗意指英和傷感類作品的低級藝術情趣，那麼政治媚俗則只對既定秩序和既定思想的盲從，文化媚俗則指對多數的，流動的，大衆的價值觀念的認同，人類學媚俗則指人類在無條件的認同生命存在的前提下表現出的樂觀盲從和拒絕思考的態度。“媚俗是存在於忘卻間的中途停歇站”，因爲媚俗，生命在本真與非本真之間徘徊不定，人的自由存在成了值得懷疑的東西，事物失去最初的一面，流向難以把握的虛空。
政治，是昆德拉小說中人物的基本生存背景。政治媚俗，則又是昆德拉批判的一個重點，他自己親身經歷的政治迫害使他對這個問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昆德拉說：“政治並不產生媚俗，但它需要媚俗。任何政治運動都以媚俗，以迷惑他人的願望爲基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美國參議院對孩子的微笑與布拉格廣場檢閱臺上當權者面對遊行者的揮手都是媚俗。“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學理想，也是所有政客黨派和政治活動的美學理想。”
托馬斯和其情人薩賓娜都是媚俗的自覺抵制者。托馬斯，一個用外科手術的思維來對待人生的一生，他的生存目的就是要反抗從衆。對於托馬斯來說，真正的困難不是抵制那個“非如此不可”，托馬斯逃離了第一次婚姻，逃離處於專制統治下的祖國，都說明了這一點，真正難的是抵抗本身，在媚俗的集權統治王國裏，左右的答案都是預先給定的，對任何問題都有效。心靈的專政即是最高統治，所以昆德拉又說，媚俗的死敵是“愛提問題的人”，一個問題就像一把刀，會劃破舞臺的佈景，讓我們看到藏在背後的東西。同時，媚俗也極有可能成爲一個陷阱，對媚俗的抵抗也可能成爲媚俗的一部分。對於托馬斯來說，當在呼籲當局釋放政治犯的生命上千字也稱爲“非如此不可”的事情的時候，抵抗本身也成了一種媚俗;對於薩賓娜來說，當她的繪畫被宣傳爲反共作品時，她便深深感到了西方世界對她處於深重集權災難中的祖國的憐憫，然而這種憐憫也是一種媚俗，一場西方建立在“博愛”基礎上的政治秀。於是，在衆人“同情”的目光中，薩賓娜憤然離場。
而一直愛慕者薩賓娜的法國教授弗蘭茨，則是昆德拉所要批判的媚俗的集中代表。弗蘭茨是一個樂觀的夢想家，20歲時就確立了哲學教授生涯，但它並不滿足於學者的窒息生活，他“渴望與人們交往，肩並肩地步行，渴望與他們一起呼叫”，他充滿激情，喜歡旅行，也愛同衆人一起上街遊行。“我們都需要有人望着我們”，他毫不猶豫地參加了聲援柬埔寨的“偉大進軍”。弗蘭茨活在他人的目光裏，她急於向情人，向公衆，向內心中的另一個自我顯示生存的意義，期待獲得外界的讚許。他的價值認同，不是建立在對價值本身的追求上，而是爲他人而活，最後當他在曼谷街頭一場無謂而偶然的鬥毆中死去時，他的死不但沒有產生悲劇意義，反而具有了某種諷刺的意味，是一個媚俗者的終結。在弗蘭茨身上，我們看到了人的有限性，人的自我失落與價值的扭曲，而這一切，正是人的媚俗可能性的一種反映。
和許多小說家不同，昆德拉的小說直指現代社會人類生存的困境——以怎樣的方式存在?托馬斯，特里莎，薩賓娜以及弗蘭茨都只是以不同方式存在的個體，昆德拉只提出問題，不回答問題，在無法重演的過去和無法預定的未來，我們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進，去尋找屬於自己的價值光亮。
【第三篇】
最近，讀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作者對人生命運與價值的思考，使我深受啓發，像解開了一個困擾在心中多年的迷團，頓開茅塞。我長噓了一口氣，不由地感嘆：人生原來如此完美又是如此無奈!
在米蘭·昆德拉看來，人生是痛苦的，這種痛苦源於我們對生活目標的錯誤把握。世界上許多人都在按自己的方式發奮追求，而生命正是正因追求而變得庸俗，人類成了被“追求”所役使的奴隸，無論是放浪形骸，還是循規蹈矩，最終都在無休止地重複着前人，因此，人類的歷史只剩下兩個字——“媚俗”。
書中主人公托馬斯一向在固執地拒絕着“媚俗”，對感情的追求也是如此。他不可遏制地愛上了特麗莎，但不願做家庭職責的附庸，更不願像別人一樣甘於平淡地生活，去愛。他用很不負職責的不得已的方式向情人證明：我愛你，但我不屬於你!他不斷地與別的女生偷情，迫使所愛的人不固守自己，能給自己自由。但是，當他感到了自由，感到了失去職責的“輕”的時候，很快變得空虛難忍，他發現，承擔一份家庭職責的“重”對生活本身何等重要!
追求感情如此，對物質對事業的追求也同樣如此。薩賓娜是一位畫師，她堅決反對“媚俗”，認爲堅持人的個性是最主要的，反對用不擇手段的方式去追求金錢和名譽。但是，當國家動亂，她被迫逃亡到異國他鄉生活沒有着落時，也只好理解他人的同情，用高價賣出她的那些畫得並不出色的畫，賺取較高的利潤。她親眼看到，人們聚會、遊行，反對戰爭，聲援弱者，這是極端消除了個性的行爲，這是“媚俗”，但這又是愛國、正義之舉，是難以調和的矛盾。
人要是天生就具備了“輕”的一切條件，又會怎樣呢?弗蘭茨就是這樣一位年輕人。他出身良好，才華出衆，有穩定的事業與家庭，頗有名望。該有的都有，而且來得很容易。但是，他覺得生活太“輕”，他同樣不能忍受，他強烈地嚮往反抗，嚮往在苦難中掙扎奮鬥吶喊的那份激情。於是，他糊裏胡塗地參與遊行、示威、呼喊，令人難堪的是，一切發奮像堂吉阿德愚蠢地與風車搏鬥一樣，結局徒勞無益，令人啼笑皆非。
這幾位年輕人“追求”與反“追求”的矛盾，道出了人生本身的荒謬與悖論：每個人都有生活的目的和理由，但每個目的都有本身的空虛，追求感情時怨恨多於歡樂，追求名譽像水中月鏡中花一樣遙不可及，追求錢財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透過種種幻覺，米蘭昆德拉感到，也許這種“追求”本身，就是一種錯誤。
我想起了《紅樓夢》中跛足道人唱的《好了歌》：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金銀忘不了。終身只痕聚無多，待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這首《好了歌》，寓意是“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它暗含了西方悲觀哲學家們持久的堅持：存在即痛苦，若要不痛苦，須是不存在。
而世界上有那麼多“忘不了”的人們，意識不不到生活的荒謬性，“反認他鄉是故鄉”，
沒有悟透“好”和“了”之間的真諦，到頭來，都是爲他人做嫁衣裳。
我們身邊的人生，那些爲着庸俗的目的而掙扎的平庸的生命，爲了“功名”，爲了“金錢”，爲了“嬌妻”，爲了“兒孫”，終生忙碌，義無返顧，到頭來，一切都是虛無，一切都是空幻，一切是一場“空”!
恰如《聖經》中所描述的：“銀鏈折斷，金罐破裂，瓶子在泉中損壞，水輪在井口破爛。”
這種被動的“了”，不是好，是嘆息，也是諷刺，是對那麼多“忘不了”的人們的致命諷刺。人在慾望中掙扎，永遠不得解脫，差不多是“把石磨套在脖子上，丟到海里”，在慾海中持一塊磨盤而活，可悲，可嘆的人生啊!
但是，我們仍然在忙碌，仍然在追求，永不停止奮鬥的腳步。正如明朝詩人楊慎在《三岔驛》中寫的：
三岔驛，十字路，北去南來幾朝暮。
朝見揚揚擁蓋來，暮看寂寂回車去。
今古銷沉名利中，短亭流水長亭樹。
大街小巷，長亭短亭，碌碌紅塵，人來人往。得意之徒，失意之人羈絆於名繮利鎖，永遠在奔波勞碌，沒有誰能真正停下來。
也許，這正是人生的杯具所在。我們的“向上精神”本源於愚昧，我們的“進取心”來自無知，而盲目的進取心又至少給了人生一個“重量”的感覺，使人生似乎有了“好處”和“滿足”，正如在“三岔驛，十字路”上“揚揚擁蓋來”的得意之人。但實際上，盲目的動力最終只能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盲目的自我，看起來似乎幸福，卻是本質上的空洞。個性是，當“追求”本身都值得懷疑時，人生便會陷入徹底的空虛中，失去任何“重”壓的人生之“輕”，使一切的滿足感蕩然無存，自我便無法再支撐了。人生的命運都是如此無奈，如此令人憤怒。
人生是如此無奈，一心想羨慕神仙，想擺脫功名、金錢、嬌妻、兒孫之“重”的困擾，但生命又不能承受擺脫困擾後的失重之“輕”，生生世世在這個永恆的杯具中重複，再重複。
既然如此，人到底就應怎樣應對這似乎無法擺脫也似乎無法選取的生存處境呢?
中國作家林語堂在《中國人》中認爲：既然人的“追求”和追求後的“滿足”都是一種空虛，那麼，“迴歸自然”是一切美和幸福的永遠源泉。人的一輩子就應思考如何怎樣真正的活着，而不是謀劃如何發展;就應珍惜此刻的時光盡情享受，而不是去奮發勞動;應養精蓄銳以備他日之不測，而不是發揮自己的精力。
同樣的困惑在法國散文家蒙田心中也同樣存在，但他反對虛無主義，提倡人總是就應有點精神的。他在《蒙田筆記》中認爲：“糊塗的人一生枯燥無味，躁動不安，卻將全部期望寄託於來世，這本身違背了生存的好處。生活樂趣的大小取決於我們對生活的關心程度，而不是任何外物的影響。只有自己纔是生命的主宰。我們的生命是自然的恩賜，它是優越無比的。如果我們覺得不堪生之重壓而虛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們自己。人如果沒有必須的目標和追求佔據、約束心靈，心靈就會到處漂流，入於幻想的空泛境域裏。靈魂沒有目標，就會喪失自己。即使在閒逸時，也不能讓靈魂喪失目標，要不然，最終會導致無數妖魔、怪物，無次序、無目的，一個個接踵而來。”
生命的價值和好處在於過程，在追求的過程中有了幸福感和滿足感，也許，這已經足夠了，何必在乎其終極好處上的得與失呢?
看來，還是要勇敢應對生命之“重”，而不是避“重”就“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