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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個人影響和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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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個人影響和榮譽

張學良個人影響和榮譽

寄語:張學良是民族英雄。張學良最偉大的是他本可以做東北王,但是張學良熱愛祖國,東北有獨立的本錢卻沒有獨立,比臺灣大36倍的地方不肯獨立。他的爸爸爲此而死,他自己爲了中國的主權獨立尊嚴,被蔣中正從36歲關到83歲。張學良是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張學良個人影響和榮譽,送給讀者,歡迎閱讀。

張學良個人影響

1936年12月9日,時值“一二·九運動”一週年之際,西安一萬名大學生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隊伍行至灞橋時,等在那裏的反動派早已架起陰森的機槍。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張學良親自駕車趕來了,站在隊伍最前列的東北大學學生含淚高喊:“我們願意爲救國而流血,我們願意爲救國而犧牲,死在救國路上是光榮的!我們前進吧!”面對羣情激昂的學生,張學良感到周身的熱血在沸騰,他揮淚發誓:“你們的愛國熱忱我是佩服的,我張學良也不願當亡國奴,也要抗日!”……“我的最後一滴血,是流在抗日戰場上的!”他向學生們保證代表大家向蔣介石請願,三天之內以事實來答覆大家的要求。

此時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愛國熱情一浪高過一浪,猶如一團團烈火包圍着熱血沸騰的張學良。

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終於發生了,張學良和楊虎城用兵諫的辦法,規勸蔣介石放棄“剿共”的內戰立場,實行聯共抗日的政策。用實際行動兌現了他對學生許下的諾言,回答了學生的請願要求。

曾任張學良機要祕書的李蔭春,追憶事變的情景,動情動魄。在接近事變的幾天,我們這些在張學良將軍身邊工作的人,都知道張將軍多次對蔣竭誠勸告,蔣不但不聽,反而對張斥責謾罵,還要把東北軍和17路軍調離西北,空氣是緊張的。

東北軍和東北人士絕大多數都衷心贊同張學良將軍聯共抗日的主張。但在對待蔣介石問題上,有些人持慎重態度。就連後來直接參加行動的應德田、孫銘九等在參與密議時,也考慮到扣蔣的風險,請他慎重。但張學良決心已下,大家也只能是唯命是從了。 12月12日凌晨,我在家中聽到幾聲槍聲,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正要到總部去,張學良將軍已派來汽車接我。聽司機談,始知副司令今晨派兵衝進華清池,已捉到老蔣。

這真是天大的變化!我心中又興奮又緊張。坐上汽車直奔新城大樓。街上行人稀少,沿途見有不少17路軍的崗哨。到了新城大樓,聽說蔣介石已被送到這裏。我在樓下客廳見到張學良將軍,他雖然一夜未眠,但精神煥發,毫無倦容。原來,12月11日早,張、楊兩將軍得知蔣已準備專車,恐他離開臨潼,兵諫計劃落空,即當機立斷,決定提前行動。上午,張學良以白鳳翔師長和劉桂五團長將赴熱河敵後發動游擊戰爭,前來“辭行請訓”爲由,帶領即將執行捉蔣任務的白、劉二人謁見蔣介石,仔細察看了華清池內蔣住處的環境、路徑及蔣的侍衛武裝配置情況。

但這天下午,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陳誠匆忙到臨潼去見蔣介石。他覺察到西安情況有些異常,力勸蔣介石暫避一下。蔣認爲中央軍威力強大,近在咫尺,張、楊在西安並無重兵,斷不敢有何異謀。陳誠仍勸蔣介石要小心。於是,蔣介石決定當晚7時請張、楊吃飯,如果一個不來,就證明有問題,再作準備。張學良將軍接到蔣介石的侍從室打來請客電話,不知蔣的意圖,不免疑慮,就與楊虎城將軍和于學忠軍長等密商。是日晚,張、楊兩將軍亦將宴請住在西安的蔣系軍政大員,乃決定張與于學忠前往,楊虎城以待客爲名在家留守。

蔣介石晚上與張學良見面第一句話就問:“虎城爲何未來?”張學良答:“我倆今天作東,請帖已經發出,無法改期,他留在家中待客,要我向委員長致歉,他說明天來看您。”一場險些被識破的謀劃應付了過去。張學良將軍席散回城,進家已夜10時,隨後,開始了緊張的部署。任命董英斌爲總部代理參謀長,坐鎮總部指揮;任命直屬105師長劉多荃爲臨潼行動總指揮;任命105師二旅旅長唐君堯帶領一個團包圍華清池,不許一個漏網;任命騎兵師師長白鳳翔帶領孫銘九以及衛隊營衝入華清池,活捉蔣介石。

12月12日凌晨3時,衛隊營乘軍用卡車兩輛馳赴臨潼。5時,到達華清池,不料,遇到蔣介石的侍衛隊的頑強抵抗[]。

白鳳翔、孫銘九攻入二門,闖進蔣介石所住後間五間廳時,蔣已逃之夭夭。但衣帽放在牀邊,假牙、皮包放在桌上,被窩猶有餘溫,汽車也停在庫中。蔣不會逃出很遠,但在附近遍尋無着,大家非常着急。

後據被捉的蔣介石的貼身侍從說:“原來蔣介石在睡夢中被槍聲驚醒,以??文彪跑來報告:叛軍已衝進前院二號橋,促蔣快逃。正行間,又有侍衛隊區隊長派傳令兵來報告:叛軍已入二道門,侍衛隊正憑藉假山極力抵擋,剛纔給後山哨兵所通電話,那邊未發現叛軍,請蔣逃往後山。

蔣介石問:“叛軍是什麼樣子?”答稱:“是戴皮帽子的東北軍。”蔣估計可能是臨潼駐軍受“共匪”煽動,發動部分兵變,不是張學良的計劃。如果是整個東北軍叛變,行轅必已被四面包圍。在後院又遇侍從蔣孝鎮。他們想從華清池後門逃走,門鎖無法開,蔣就命侍衛用疊羅漢方法,由蔣孝鎮扶他從上牆逃出牆外,因牆垣是順山勢建造,內低外高,蔣逾牆落入深溝,摔傷腰部,侍衛等扶掖前行,至半山腰他就走不動了。

這時,張學良已加派部隊搜山,槍聲四起,手電亂射,兩侍衛官被擊斃,侍從蔣孝鎮被活捉。蔣介石勉強爬入一草木廕庇的山洞內,終被發現。他只穿一條白色睡褲和一件古銅色綢袍,鞋子失去一隻,腳也被石頭碰破,在深冬早晨的朔風中凍得索索發抖。因他腰脊摔傷,不能行走,就由東北軍衛隊營王協一連長把他背下山來,坐上張學良將軍的汽車馳往新城大樓。

在這次捉蔣的行動中,蔣介石的侍衛及憲兵被消滅,侍從室主任錢大鈞負輕傷,祕書肖乃華中彈死亡。蔣的侍衛組長企圖逃往車站,被截回,憲兵團長蔣孝先被槍斃。

張學良將軍從接到劉多荃初次電話報告蔣下落不明到找到蔣,中間經兩三個小時之久。張學良將軍深恐蔣身遭不測,繞室彷徨,焦躁萬分。他對楊虎城和部下將領說:“我們找到委員長,我一定勸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擁護他爲領袖;如果找不到他,發生意外,將貽害大局,我張學良即成爲千古罪人。我再割下自己的頭,請虎城兄送到南京請罪!絕不能因要求停止內戰反而擴大內戰!”

赤誠之言,肝膽照人,充分顯示了他大公無私、光明磊落和自我犧牲的精神!

東北大學西安分校的同學們,得知“西安事變”消息之後,奔走相告,興奮萬分。東大的師生們爲能有這樣一位以民族大義爲重,又能與學生心連心的好校長而驕傲和自豪。

“西安事變”發生不久,張學良就公開表示:“我們據全國人民的要求,發動這次事件,我們內心純潔,完全是爲國家着想,不是爲個人利害打算。希望委員長能聯合全國抗日力量,堅決抗日,以爭民族生存,則學良和全國人民於願足矣。”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在送蔣介石回南京之前,張學良對趙一荻說:“若是真有不測,那我也是爲抗日,爲中國不亡,別說牢獄,就是刀槍相加,我也死而無悔。”

在送蔣介石上飛機時,他堅決表示:“學良主意已定,爲了抗日,我萬死不辭。”張學良爲中華民族獻出的是一顆燃燒的赤子之心,哪怕將自己焚燬,也要遺愛於華夏的明天。果然不出所料,後來蔣介石背信棄義,一回到南京,便把張學良軟禁起來,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囚禁歲月。

1947年10月,就是張學良被囚禁的第十個年頭,他被蔣介石轉移至臺北,接替劉乙光看守張學良的張嚴佛,從重慶來到臺北新竹井上溫泉,在與張學良的交談中,涉及“西安事變”時,張學良又一次表示:“爲了制止內戰,爲了抗日,我沒有錯。”

1954年,在“西安事變”後的第18個年頭,蔣介石召見了張學良,讓他在晚年總結歷史,撰寫《西安事變懺悔錄》(《自述》)。當時張學良與趙一荻有一段對話,張學良很嚴肅地說:自古以來寫史的人有兩種,一種是秉承帝王意志,無論是非曲直,指鹿爲馬,以博君主歡欣;另一種呢,就是楊剛那種人,剛直不阿,秉筆直書,縱使砍頭也要維護歷史的真實。我當然要作楊剛,否則十年、百年之後人們來看‘西安兵諫’,豈不要掉入一個大泥潭。”

夫人趙一荻聽後感嘆道:“我說漢卿啊漢卿,你這個剛直的脾氣看來是沒法改了。”“是啊,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嘛!”張學良笑着說。

這份《自述》寫成後,蔣介石感到很失望,也感到惱怒,揚着《自述》手稿氣咻咻地對蔣經國道:“怎麼張漢卿到現在還這樣說?”

晚年虔信基督教的張學良在1990年6月1日的九十歲生日時,引用《聖經》中的話說:“我是一個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1991年他到美國後,《紐約時報》曾對其進行採訪,張解釋他爲何決定送蔣離開西安並接受懲罰時說:“那是叛亂,我不得不負起責任。”

著名史學家許卓雲對“西安事變”的看法是:“那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從四十五年來,我們所得知的資料,我認爲當時張學良先生完全是出於一片愛國心才做出挾持蔣委員長的決定。當時全國都籠罩在一片抵抗外侮抗日的氣氛下,而張學良本人更有殺父失鄉之痛……因此,他被逼冒死兵諫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許卓雲老教授對張學良老校長的愛國熱忱表示由衷的欽佩。真可謂“齡遐神龜,赤膽立巍峨”。

張學良個人影響和榮譽

張學良個人榮譽

第27師師長 1915-1920

陸軍炮兵上校 1919.07.17-1919.12

奉軍第三混成旅第二團團長 1919.12-1920.10

巡閱使署衛隊旅長 1920-1921.05

奉軍第三混成旅旅長 1920.10-1924

東三省陸軍整理處處長 1922.05-

東三省陸軍航空處總裁 1922.05-

奉軍第二旅旅長 1922.05-

奉軍第三軍軍長 1924.09-

(安國軍政府)陸軍大將 1927.06.18-1928.07.02

(安國軍政府)東三省保安總司令 1928.07.02-1929.01.04

(安國軍政府)東北大學校長 1928.08-19

(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委員 1928.10.08-1931

(國民政府)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 1929.01.04-1930.10.09

(國民政府)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 1929.01.04-1930.10.09

(國民政府)首都建設委員會委員 1929.01.23-

(國民政府)國軍編遣委員會常務委員-1930.11.15

(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 1929.01.31-1930.07.05

(國民政府)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 1930.10.09-1931.12.16

(國民政府)禁菸委員會委員 1931.02.09-1935.06.05

(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 1931.09.26-1932.05.30

(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 1931.11.12-1937

(國民政府)北京綏靖公署主任 1931.12.16-1932.08.19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 1932.01.29-1936.12.12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 1932.08.19-1933.03.11

(國民政府)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 1934.03.01-1935.10.02

(國民政府)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 1935.10.02-1936.12.14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1935.11-1936.12.12

東北大學名譽校長 1993-2001.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