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王健林的勵志人生故事

他對外是規則的挑戰者，對內則追求不可抗逆的規則。

1969年，四川省大金縣的原始森林樹葉濃密，在大約一年時間裏，15歲的王健林幾乎每天要花一個多小時步行穿過林間。

當時王健林還叫“王建林”，他的母親爲他取這個名字，是因爲他父輩的事業是建設林業（不知因爲什麼，後來他更改了自己的名字）。作爲阿壩州大金縣森林工業局營林處一名工人，王健林的勞作內容是栽樹挖坑，以及燒炭。

叢林自有其規則，但王健林從未完全屈服。某種意義上，商人王健林始終未脫離叢林。在營林處工作一年多之後，一貫大膽、有主意的他決定自己掌握命運。此後的生涯中，無論是作爲軍人還是作爲商人，他都以少年時學會的法則對待環境：適應叢林，利用叢林，改造叢林。

起於童年

他是長子、“匪頭子”是穿行於林間的勞工。

管理10萬人的王健林最初的管理生涯，應該始於他童年的“孩子王”和“兄長”身份。沒有證據證明童年王健林有什麼野心，但至少能夠斷定的是，他對商業所知不多。4歲時，他跟隨家人遠離了中心城市的生活。

他的父親王義全是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1958年，王義全受四川省林業廳的指示，帶着妻子秦嘉蘭和4歲的王健林到大金縣負責組建森工局。從1958年到1972年，王義全在大金縣（1960年改名金川縣）生活了14年。

1950年代舉家遷往大金縣城是一件幸運的事。“外面都在餓死人，我們還能一個星期打一隻兔子吃。”緊鄰着藏區的阿壩州有不少荒山，母親秦嘉蘭獨自一人過鐵索橋去對面山上開荒，種蘇聯甜菜，自己養兔子。王健林幸運地沒有餓肚子。

王健林是家中長子，當時已成爲大人最得力的幫手。白天，他的父親要去開會議，負責森工局檔案管理的母親則忙於日常工作，晚上還要去地裏開荒。照顧4個弟 弟的責任只好全部落在王健林身上。“老大是我們家的頂樑柱。他聰明能幹，弟弟們都願意聽他的。”母親的話語系統裏始終是童年那個可以依賴的兒子。

在青春期到來前，王健林很好地扮演了家中這個“長子”的身份，這種處於家庭中心的心態也讓他在外面成爲孩子們的中心。

“他是個匪頭子，是一羣孩子的頭。”王健林少年時的朋友陳志階說。在四川話中，說一個孩子是“匪頭子”意味着，這個孩子不喜歡墨守成規，是集體中的不安分者。童年的王健林留給周遭人的印象都是獨立、有想法、調皮。

與衆多森工局職工子女一樣，王健林幼時就讀於在大金縣東方紅小學，之後進入金川中學。但他在大金的教育經歷一共只有7年。陳志階回憶：“森工局內部要招收職工子女，到營林處去工作，他就從學校出來，成爲營林處的職工。”

營林處的工作是一項苦活。同是林業工人的陳志階對此有着痛苦且深刻的記憶。當時城裏的孩子不大願意去，都是從農村招的工。“他能吃苦。”陳志階說。

從家屬區到工作地點，王健林要爬一個多小時的山，如此反覆的過程維持了接近1年。沒人知道在這一年多中，林業工人王健林都在想什麼。但在營林處工作了1年多之後，他決定去當兵。

王健林當兵的想法得到了母親秦嘉蘭的支持，這位老紅軍的家屬認爲，子女應該繼承前輩的光榮傳統，家裏的老大就應該是個軍人。

參軍後，王健林改掉了自己原先的名字“王建林”。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走，以後這種“走出去”的行爲在他身上不斷閃現。

軍隊系統少有的叛逆者

他像海綿一樣吸收部隊組織規則的優點。

幾十年後重新審視這個男孩在軍隊的成長，可以看到他像海綿一樣不斷吸收部隊組織的規則，並牢牢記住這些規則的優點。在未來的商業競爭裏，他提取記憶，按照軍隊規矩打造自己的商業帝國。

但當年的王健林並不是一個好的規則執行者，童年的叛逆仍然延續。參軍8年後，1978年，他被晉升爲排長，並進入大連陸軍學院學習，正是從這時起，他對此前服從的規則開始提出挑戰。

軍事課教師張昌軍說，在軍校，很少有人站出來反駁教師，但王健林經常提一些讓張昌軍無法回答的問題。

一次，張昌軍講到用火炮射擊敵軍坦克的戰術：射擊坦克的'時候，應該在坦克拐彎時，在彎道的內側埋伏好火炮和炸藥包。“這個是軍內公認的理論，從沒有人提出過異議，教材上面也是這麼寫的。”張昌軍說，但王健林表示反對，並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第二年教材改版時，王健林的建議被張昌軍寫進教材，“新教材一直到2004年陸軍學院解體的時候都還在用。”

1979年的8月份，王健林從大連陸軍學院畢業，由於成績優秀，留在學院的大隊當參謀。留校後，王健林很快表現出另一種才能，那就是寫文章和詩歌。因爲 文筆好，王健林被調到學院的宣傳處當幹事。最主要的一項工作是負責動員學院的軍士報考黨政專修班。這是王健林給自己製造的衆多機會之一。

正是負責黨政幹部專修班的經歷，讓王健林從一個原本相對封閉的普通軍隊幹部，開始轉型爲市場化的人才。“因爲要經常跟高校以及政府的各個部門聯繫，王健林開始走出營房，那時他經常去省裏（瀋陽）和各種人接觸，大連市內的就更不用說了。”

1983年，王健林就讀遼寧大學黨政專修班，並在1986年以優秀的成績畢業，獲得經濟管理專業的學位。

1986年，因爲表現優秀，32歲的王健林調任陸軍學院管理處任副處長，屬於副團職幹部。而王在管理處的主要工作除了負責整個學院的後勤保障，還肩負與大連政府以及官員打交道的任務。

那段期間，王健林開始認識級別更高的社會人士，處理更復雜的關係。

實際上，外面的世界也不一樣了。1986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第8年，政府轉變思想，提出“經濟建設是大局”，市場化建設正逐漸脫離原本的計劃經濟，而這一切，只要走出軍營大門就能看到。王健林顯然比別人更早做好了投向市場的準備。

富貴敗中求

起初萬達付出很大代價，但王健林能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已經60多歲的陸民傑對王健林來說有着雙重身份，在王健林的軍旅時期，他是大連陸軍學院的學員隊長，是王健林的直屬上級。從部隊轉業後，他投奔王健林的萬達集團，成爲王的下屬。

陸民傑說，十幾年來，像他這樣陸續投奔王健林的戰友至少有20人。在軍隊中，同生共死的戰友關係就成爲一種最值得信任的關係，這種關係也曾幫助過王健林。陸民傑說，王健林的事業之初，獲得第一桶金就是在昔日戰友的幫助下。

1988年，西崗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王健林覺得自己可以走出機關，走出去試試。

西崗區政府下屬的西崗區房屋開發公司，成立沒多長時間，老總就因爲經濟問題被追究，公司負債好幾百萬，爲了甩掉這個包袱，政府領導表態：誰有本事把這個公司接了，把貸款還了，這個公司就給誰。不安於現狀的王健林決定接盤。這個公司成爲萬達的前身。

他憑藉棚戶區改造項目賺了第一筆錢。但項目開始前，公司受當時政策限制，拿不到國家計委下發的配額，王健林就跟自己的老戰友（時任大連某國有公司總經理）商量，借用他的指標。陸民傑瞭解到，王健林創業初期，缺乏資金，也是一位在某銀行支行出任行長的老戰友幫助了他。

在萬達集團下面的大連市物業管理公司工作半年後，陸民傑被安排到萬達商業地產物業公司做副總。

“在長春和瀋陽的項目中，連續吃了兩個大蒼蠅，那種失敗的感覺現在想起來都很噁心。”陸民傑說。

2002年初，總部在大連的萬達集團首次攜手沃爾瑪和紅星美凱龍等國際知名連鎖品牌進駐長春，成爲重要戰略合作伙伴。陸民傑說，之所以選擇沃爾瑪，是因爲後者當時剛剛登陸中國大陸，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董事長想通過百姓對沃爾瑪的期待和喜歡同時關注到萬達。”

在長春打廣告時，王健林曾對公司的管理人員自信地說過，這個生意做好了將非常好，肯定有一筆不小的收入。當時集團內部不乏反對的意見，很多集團元老甚至在董事會上和王健林爭吵，認爲商業地產已經沒有發揮的餘地了，認爲王健林在給自己找苦吃，但王健林有自己的看法。

長春萬達廣場建好後，王健林將商鋪定價爲每平方米賣到兩三萬元。商鋪很快就都賣掉了。商鋪賣出去之後，萬達集團認爲自己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打算結賬走 人，結果引起了業主們不滿。“按照商業地產的約定俗成，地產商在賣完鋪面的同時也要負責幫助業主招商引資。”陸民傑說，因爲當時不懂這些，所以導致萬達廣 場正式開業時，上百個商鋪中依然有一半都還是空蕩蕩的，沒有招到買家。

業主們紛紛圍攻萬達項目辦公地點。陸民傑是那幾次“維穩”行動的主要參與者，他記得當時現場亂成一團，萬達的工作人員還被潑了開水。

這些場景讓萬達集團差點在一地雞毛中結束自己的商業地產試水。陸民傑記得，還在大連的王健林趕忙召開董事會議以及穩定軍心的各種大小會議，“整個週末他基本就在會議室裏沒出來過，出來一批員工再進去另一批，反正就是不斷開會研究策略。”

陸民傑說，因爲王健林之前主要做住宅地產，加上當時的團隊也沒有現在這樣專業，各種意見彙集在一起難以統一，全部由王健林一個人決定，難免出現問題。

幾天後的董事會上，王健林當着幾十個董事會成員的面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前面發生的問題以及現在存在的問題都是我一個人的責任，由我自己承擔。我還是不成熟，明知道這樣做可能會有問題，但是還是這麼做了。我的行爲完全是飲鴆止渴。造成這樣的結果，我要做出反省。”

陸民傑分析，王健林之所以“明知道這樣做可能會出問題，卻依然飲鴆止渴”，應該與企業的發展需求有關。一方面，項目儘快竣工，可以營造良好的政商關係；另一方面，早點賣出項目收回資金，對企業的循環發展也有好處。

信奉“富貴險中求”的王健林一直在強調速度，“萬達必須再快一點，必須要快。”

長春事件之後，王健林開始着手組建部門專門負責幫業主們招商引資，並且將這個部門的團隊不斷壯大。

足球隊的學問

王健林與薄熙來在球隊的管理上爆發過多次衝突。

就在萬達剛獲得小小成功之際，王健林開始了另一個後來讓他曝光率極高，也製造不少話題的足球事業。

他在足球領域的運作算不上成功。當廣州恆大足球隊奪得亞冠冠軍，獲得一片稱讚時，他賣掉自己心愛的球隊已經整整13年。

在他剛剛有了自己的小產業時，他就懂得如何利用體育與政府進行對話，進而獲得巨大的商業利益。

原大連市體委副主任任舉一記得，1990年代初，大連市西崗區體委領導打算在體育場附近建一個體育館，就通過王健林此前在西崗區辦公室的領導，找到王健林來開發，這也讓王健林和體委有了第一次的合作聯繫。

曾任大連市體委副主任、萬達足球俱樂部主任的任舉一回憶，王健林與大連足球最初的淵源，來自於一次王健林計劃良久的商業規劃。

他記得，當年王健林先來找到大連市體委，談一項在體育場附近蓋樓房的合作。爲此，他專門和市體委簽了一個協議，表示願意贊助大連足球隊400萬元。那筆錢在當年算是鉅款，所以很快雙方就達成了協議。

但是這件事後來因爲時任大連市市長薄熙來的反對而擱置。薄的理由是，國內外的體育場館視野開闊，如果王健林在體育場附近蓋房子可能會影響體育場的視線。

雖然蓋房子的事情沒有談妥，王健林仍然願意贊助400萬元給足球隊。任舉一認爲，這件事讓他和大連市體委建立了良好關係，也爲日後大連市體委找到王健林 來成立萬達足球俱樂部打下了基礎。“否則根本不會找王健林，因爲那個時候萬達只是西崗區的一家房地產公司，放眼大連市肯定有比他更適合的。”

而王健林之所以願意接手大連足球，除了出於本人對這項體育運動的熱愛之外，也是因爲當時大連市政府急於通過足球打造改革形象。

作爲一個傳統港口城市，大連是中國最早接觸到足球的城市之一。而大連人喜歡足球，讓當地市政府看到了通過足球提高政績的可能。時任大連市長薄熙來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因爲大連人民喜歡足球，所以他自己就必須喜歡足球。

“前市長喜歡，所以足球也被作爲大連的城市名片對國內外宣傳。”任舉一回憶，當時每逢焦點賽事或是階段性的總結會，大連市委、市政府的相關領導都要到現場作動員，並經常去訓練基地看望球員。幾乎每次比賽的賽前賽後，主管領導都對球隊以各種形式表示祝賀、鼓勵。

1996年，大連隊去天津進行客場比賽，市裏的五大班子都要到機場送行。1994年，王健林接手大連足球隊後，任舉一作爲大連市體委副主任，被派到萬達 足球俱樂部擔任俱樂部主任。王健林也迅速表明態度，將萬達集團一個副總經理抽調出來，專門配合任舉一管理足球俱樂部。時任大連市市長的薄熙來是著名的“足 球市長”。任舉一說，創辦萬達足球俱樂部時，時任國家體委（1998年，國家體委正式改名國家體育總局）主任伍紹祖要來大連訪問，並將與薄熙來見面。王健 林和任舉一先去見了伍紹祖，聊了一會兒足球，給伍紹祖留下了不錯的印象。之後，經由伍紹祖引薦，王健林見到了薄熙來。

但重視同時也意味着控制。多位熟悉王健林的人士證實，王健林與薄熙來在球隊的管理上爆發過多次衝突。

有一次，在大連市政府在外地召開的內部會議上，參會的任舉一親眼見到王健林與薄熙來發生的衝突，王健林希望政府能夠拿出100萬元獎金獎勵球隊。

“我記得薄熙來就有點發火了，說怎麼你還要，你這個蓋房子我跟你優惠不是錢嗎，你發的那獎金就算是政府發的了，別得寸進尺。”任舉一說。

另一次兩人的爭吵發生在1998年，王健林想請徐根寶當主教練，萬事俱備，就差開發佈會。“這時薄熙來把王叫到了辦公室，對他說原來的主教練遲尚斌是被市裏重點表彰過的人物，怎能說換就換？”被薄罵出辦公室後，王健林只好宣佈遲尚斌官復原職。

上有大連市領導強硬幹預，下面還要面對足壇的“假賭黑”。在足球聲望的頂點，王健林選擇退出。1999年12月24日，王健林將足球俱樂部甚至足球基地等優良資產一起甩賣給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

離開足球13年後的王健林並不看好現在取得成功的恆大經驗。他曾以一位過來人的口吻提醒說，靠外援取得成功的經驗，放在孱弱的國家隊身上可能並不奏效。

他將更大的賭注下在中國的少年甚至年齡更小的球童身上，他送這羣孩子到海外去接受訓練，並耐心等待他們成長。

生存於政治叢林

每天王健林都要拿出一定時間閱讀黨政報刊。

企業家如何在商業冒險中處理與政府、官員的關係，始終是人們關注的焦點，王健林說，他處理官商關係的祕訣是“親近政府、遠離政治”。

在企業的日常管理中，王健林對政治也傾注關心。

2008年，萬達集團將總部從大連搬至北京，位於大連市中心的萬達大廈大部分樓層已經賣給當地企業，只保留了兩層：28樓萬達地產大連項目辦公區，以及 13樓的萬達集團黨建基地。基地“留守人員”于丹是13樓的黨建基地辦公區維護者。整層樓面積有1300多平方米，共劃出4個30平米左右的房間，陳列萬 達集團過去20多年的歷史，尤其是各種黨政建設成果，包括數百張集團黨員培訓時的照片，以及王健林和國家領導人的合影。

按照其他樓層賣出去的價格來算，這層樓大概價值近4000萬元。“你能想像到嗎？價值這麼多錢的一層樓只是陳列了各種照片和政府發放的獎狀，說明董事長對黨政發展的重視。”于丹說。

在靠近北京的河北廊坊，集團總部之前投資7億元成立了專門的萬達學院，佔地面積300畝左右。這名負責人說，學員宿舍標準就達到三星級以上，每年培訓黨員和員工80萬人次，培訓內容包括政府政策解讀等方面。“這種手筆全國沒有第二家。”

另一位已離職的萬達總部員工表示，這個基地很好地體現了王健林及萬達集團與政府間良好融洽的關係，“瞭解政策，緊緊跟隨黨的步伐，搞好政商關係，是萬達發展的基礎。”這名員工透露，王健林幾乎每天都要拿出一定時間閱讀黨政報刊，研究政策方針。

考慮到王健林的昔日經歷，很難確認這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還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感情。不過，在離開森林進入社會叢林之後，王健林始終得以高度的敏感對待 與政府相關的事務。這將成爲他在財富積累和企業發展之外必須面對的最重要的考驗。林業工作者之子王健林離開森林後，仍然生活在一個新的叢林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