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了和平》抗美援朝70週年觀後感心得摘抄

《爲了和平》抗美援朝70週年觀後感心得摘抄

導語：在朝鮮戰爭中，中朝以一百一十萬人打敗了聯軍一百二十萬超級大軍。說到朝鮮戰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士兵。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整理了《爲了和平》抗美援朝70週年觀後感心得，希望大家喜歡。

篇一：

二0二0年十月迎來一個重要的紀念日，即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七十週年。一九五0年，以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將戰火燃燒到鴨綠江邊，開國領袖一聲令下，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國鴨綠江。同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戰勝了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侵略者。

在環境惡劣、條件艱難，敵人強大，我軍弱小的情況下，我軍以中國特有的近戰、夜戰、運動戰、槍林彈雨的戰場，勇敢穿梭，讓敵人驚恐萬分。在重要的戰役打出了萬歲軍38軍。

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之所以取得軍事勝利，其主要原因就是以國際主義、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爲主導的政治工作所產生的精神力量，政治優勢成爲我軍致勝的戰略優勢。無數先烈、革命前輩們爲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犧牲、貢獻，英雄事蹟可歌可泣。

與許許多多的革命前輩相同，我的父親母親作爲中國人民志願軍也參加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戰爭，保衛和平，抗擊敵人，我爲他她們感到驕傲和自豪!永遠懷念他她們!

抗美援朝志願軍取得的偉大戰果震驚了全世界!抗美援朝是中國的“立國之戰”“立威之戰，”打出了中國的偉大地位和尊嚴，表明了已經強大的起來的新中國絕對不會讓任何一個國家對他進行欺負。

對於新中國來說，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必將永彪史冊，萬古流芳!打敗了美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狂妄。充分表明，中國人民是不畏強暴的，有敢打必勝的信心和勇氣，中華民族這種傳統的愛國主義精神和英雄主義氣概是我們民族之魂。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的中國人民使之更加發揚光大。我們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七十週年，就是要大力學習和弘揚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繼續發揚全國人民和志願軍在抗美援朝中表現出來的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立場。

在當今風雲變幻的國際環境中，要立足於世界之林，更要有這種大畏的愛國氣節和英雄氣概。

篇二：

抗美援朝戰爭有無必要?這本是一個毫無爭議的問題。這場爆發於新中國建國伊始的戰爭，打出了中國人久違了的國威、軍威，是一場“保衛中國、支援朝鮮”的正義之戰，其勝利的意義遠遠大於付出的犧牲。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借前蘇聯解密檔案和口述史料增多的機會，有些居心叵測的人在戰爭的必要性上大做文章，有的甚至提出了尖銳的質疑和否定[②]。

探討這個問題，首先需要辨別“抗美援朝”戰爭和“朝鮮戰爭”兩個不同的概念。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發生在朝鮮半島的戰爭是一場國際性的局部戰爭，美國和西方國家稱之爲“朝鮮戰爭”，朝鮮政府稱爲“祖國解放戰爭”，韓國方面則稱爲“625戰爭”。而我國所稱的“抗美援朝戰爭”，是在朝鮮戰爭爆發4個月後，於1950年10月19日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番號入朝，對朝鮮人民抵抗外侵進行的支援戰爭。前者始於朝鮮南北內戰，繼而受到以美軍爲首的“聯合國軍”的武裝干涉。綜合當時國際和朝鮮國內各方面的情況，這場戰爭並無十分的必要，但也勢難避免。[③]而後者則是在美軍已將戰火燒到中國邊境，嚴重威脅我國家安全，並一再無視我嚴正抗議之下，中國人民無可選擇的選擇。

一、不得不參戰的形勢

中國主觀上並沒有參戰的意願，客觀上也沒有參戰的有利條件。1950年，國家剛剛建立不到一年，新生的人民政權還未完全鞏固，人民經歷了常年戰亂而渴望和平，國內百業待興。在1949年底訪蘇時曾對斯大林說，“中國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時間，以便把經濟恢復到戰前水平和穩定國內局勢”。[④]就在朝鮮戰爭前的19天，在提交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書面報告《爲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中還判斷，雖然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戰爭危險，使第三次世界大戰避免爆發的鬥爭力量發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數人民的覺悟正在提高。”中國要做的是，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土地改革，統一財經、平衡財政收支、穩定物價;同時，“人民解放軍應在一九五O年復員一部分”，只保存主力。[⑤]6月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公佈的關於七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仍然將彭德懷安排在土改委員會，[⑥]也就是說，直至此時中央還沒有讓他掛帥出征援朝的打算。可見，當時我們雖然沒有忽視戰爭的可能性，但是也並沒有真正大戰的思想準備。

國際上，一方面，我們將面臨的對手異常強大。美國作爲戰後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國。“1950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佔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2/3，黃金儲備佔70%，工農業生產總值爲15078億美元，鋼產量爲8770萬噸。同時擁有用先進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的陸軍、海軍和空軍，掌握着制空權和制海權，是當時世界上唯一擁有原子彈的國家。”而中國的實際是，“工農業生產總值只有人民幣574億元，鋼產量61萬噸”，同時軍事力量薄弱，“海軍和空軍還處在初建階段。陸軍的武器裝備相當落後，既沒有制空權和制海權，又缺少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⑦]中美之間的差距十分懸殊。另一方面，我們的盟友，蘇聯從本國利益出發，在整個朝鮮戰爭決策的過程中，顧慮重重，反反覆覆，變來變去。斯大林由反對到默許朝鮮內戰，但又沒有阻止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動議組成“聯合國軍”公然侵入朝鮮[⑧]，還撤出了在朝的蘇聯軍事顧問。當美軍越過三八線以後，蘇聯又一再敦促中國出兵，但又拒絕立即提供支援。後來提供給中國的武器裝備，中國還要償還貸款。在這樣的情況下，正如有學者提出的，抗美援朝戰爭對於以核心的中國領導人來說，是一場不期而遇的戰爭。黨中央作出“抗美援朝”決策，完全是形勢所迫。那麼到底是什麼造成了中國不得不參戰的形勢?

(一)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

這是迫使中國參戰的第一個重要因素。朝鮮戰爭開始後的第二天，6月26日，杜魯門政府在決定武裝入朝的同時，做了另外一個決定，即下令第七艦隊開赴臺灣海峽。正是這個決定使中美之間產生了最大的矛盾和誤會。今天來看，杜魯門政府的這一決策，並不是單單針對中國大陸，它的主要目的是要維護亞洲、臺海局勢的穩定。從中國內戰開始，美國就無意對華進行直接的武裝干涉。隨着蔣介石在中國內戰中的失敗，美國企圖以和平的手段將中國共產黨納入美蔣聯合政府，從而控制共產黨和蘇聯在華勢力和影響的願望化爲泡影。美國仍然沒有動武，而是不得已調整了對中共的政策，妄圖鼓動共產黨中國的“鐵托主義”。杜魯門政府6月27日的聲明中說：“已要求臺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空海攻擊。第七艦隊將監督此事的實行。臺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這段聲明一直以來被認爲是“臺灣地位未定論”，實際上，它也在客觀上起到了阻礙國民黨借朝鮮戰爭之機“反攻大陸”的可能。但無論初衷如何，此舉傳遞給中國的信號是公然的戰爭威脅。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做出了明確反應。在6月28日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時指出，“杜魯門在今年一月五日還聲明說美國不干涉臺灣，現在他自己證明了那是假的”[⑨]。爲什麼中國會有強烈反應?原因很簡單，美國的行爲無疑已經把新生的中國政權在實際上陷入了軍事包圍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國家都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

(二)以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大舉越過三八線

這是迫使中國參戰的第二個重要因素。開戰初期，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但到8月即在洛東江同美國和南朝鮮軍打成了膠着狀態。9月15日，美軍七萬餘人在仁川登陸，28日佔領漢城，人民軍腹背受敵，被迫實行戰略退卻。早就預見到戰事轉入持久和美國擴大戰爭規模的可能性。果然，在戰局逆轉之下，美國做出了第二個錯誤決策：北上越過“三八線”繼續作戰。美國國內對於是否打過三八線的問題也進行了激烈的討論，但始終沒有把中國的應變反應和戰略利益考慮在內。蘇聯問題專家凱南認爲，“克里姆林宮決不會接受在北朝鮮建立一個它無法統治和控制的政權”;以國務卿艾奇遜爲代表的主流觀點則認爲，戰爭止於三八線只會使半島局勢回到衝突前的狀態，而朝鮮人民將對美國的勇敢、明智和富有正義的傳統失去信心。然而美國人低估了中國人民的力量和反侵略的決心。在中國看來，美軍越過三八線意味着戰爭開始擴大化，表明美國戰爭的目的不是恢復朝鮮的和平，而是要佔領整個朝鮮，其戰爭性質即變爲侵略。這種情況下，誰也無法預料戰爭會擴大到什麼程度。即使美軍止步於鴨綠江，對中國已極爲不利，一方面有脣亡齒寒、戶破堂危的憂慮，另一方面有因防美而使蘇聯成爲掣肘的風險;如果美軍打過鴨綠江，則後果更不堪設想。所以，中國再三發出警告，而美國只認爲是“虛張聲勢”。10月7日以美軍爲首的“聯合國軍”一意孤行越過三八線，最終把中國拖入了戰爭，也把自己拖下了泥沼。

(三)要爭取蘇聯的信任

這是迫使中國參戰的第三個重要因素。新中國在建立之初並沒有得到蘇聯和斯大林完全的信任與支持。分析原因，主觀層面上，蘇聯的顧慮來自在中國內戰期間沒有全力支持中國共產黨[⑩]，因而對否能夠頂住美國製造亞洲“鐵托”的計劃心存懷疑。斯大林曾明確向國民黨表示，“關於中國之共產黨，吾人並不予以支持，亦並無支持彼等之意向”。[11]很大程度上，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蘇聯沒有想到的。客觀層面上，蘇聯也要考慮自身的國家利益。蘇聯在遠東的國家利益，即以保證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爲目標，建立安全帶，既要防禦美國，又要遏制中國。即使中國成爲共產黨的天下對蘇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也仍然不能改變它從本國國家利益出發的原則。新中國的成立，並沒有使蘇聯在思想上產生想要放棄《雅爾塔協定》既得利益的打算。[12]蘇聯一行使真切地感受到斯大林對中國的不信任，而如果得不到蘇聯的支持，新生的中國政權將面臨極大的困難。因此，如果出兵朝鮮能夠解除斯大林的顧慮，摘掉可能的亞洲“鐵托”的帽子，從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則對中國極爲有利。事實上，當時斯大林已是騎虎難下。蘇聯不能出兵，不能與美國直接對抗。如果中國不出兵，朝鮮必敗。如果朝鮮敗了，美國就將在遠東對蘇聯構成長遠的威脅。因此，力排衆議，克服萬難，不惜以弱抗強，出兵朝鮮，確實爲蘇聯解了圍。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抗美援朝戰爭以後，蘇聯確實對中國解除了顧慮。“斯大林是什麼時候對我們比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們派志願軍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之後。我們軍隊過江一打，他放心了，覺得我們不是半個鐵托，是國際主義者，是真正的共產黨了。蘇聯決定援助我們141個項目是在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以後才完全定下來的。我們在莫斯科的時候還沒有完全定下來”。[13]

綜上所述，第一、二條因素至關重要，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說的，“如果他不在朝鮮阻擋美國，他或許將會在中國領土上和美國交戰;最起碼，他沒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結論。”[14]再加上第三條因素，中國權衡利弊必須出兵援朝。10月13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即使蘇聯不出空軍支援，在美軍越過三八線大舉北進的情況下，我們仍應出兵援朝不變”的決定。當晚電告周恩來，“我們採取上述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爲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總之，我們認爲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15]

有學者提出，中國出兵朝鮮是斯大林故意設的套。[16]且不論這種觀點對斯大林想法的分析是否正確，他是從來不會被蘇聯牽着鼻子走的。從民主革命時期即如此，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時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還有學者提出，決策出兵援朝，不是因爲美國敵視新中國，而是因爲美國輕視新中國，是“受害者心理”，“這種心理產生於民族輝煌歷史的集體記憶與民族在近代的屈辱經歷之間的強烈反差”。要知道，偉大的領袖人物是不會從個人喜好和情感出發而做決策的。更何況，“你輕視我”，對真正自信的人來說，什麼也代表不了，而在實際中還會對我有利。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當時已經很清楚，今天看來，也仍然是這樣：“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國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佔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全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17]

二、戰則必勝的信心

無論出兵援朝的必要性有多大，要作出決策，還必須充分考慮其可能性。從中國的現實條件來看，出戰十分困難。從後來決策過程的曲折，也可以看出決策的艱難。1950年10月1日，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10月2日-5日，中共中央開了三天會反覆討論朝鮮時局和出戰問題。2日凌晨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主張出兵，得到周恩來的支持。會後親自擬寫了給斯大林的覆電，表示決定出兵援朝。但是，2日下午的書記處會議上，儘管認爲出兵朝鮮已是十萬火急，但大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所以原擬的電報並未發出，而是將多數人的意見，通過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轉告了斯大林。[18]4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多數人仍然不贊成出兵或有各種疑慮。[19]大家的意見是，不到萬不得已，最好不打這一仗。

但是，如前所述，從大局出發，中國必須參戰。5日早上在中南海專門會見彭德懷，問他，“我們確實存在嚴重困難，但是我們還有哪些有利條件呢?”並提出，中央的意見是，援朝掛帥的擔子由他來挑。彭德懷錶示服從中央決定[]。[20]下午政治局會上，仍然有兩種意見。周恩來、彭德懷支持出兵朝鮮的主張。林彪提出，美軍高度現代化，還有原子彈。說：“它有它的原子彈，我有我的手榴彈，我相信我的手榴彈會戰勝它的原子彈，它無非是個紙老虎。”[21]這次會上，通過充分討論，大家才統一了認識，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並決定由彭德懷率志願軍入朝作戰。70年代會見金日成時還說起，“我們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麼一翻，那麼一翻，這麼一翻，那麼一翻，嗯!最後還是決定了。”[22]

正是對抗美援朝戰爭的決心，對最後的決策起了主導性的作用。作爲掌控全局的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對形勢有着清醒的認識。就當時的情況來說，中國只能打。而打，就有兩種可能，一種是贏，一種是輸。如果贏了，不僅可以解蘇、中、朝三方燃眉之急，且將在政治上獲得大勝;如果輸了，從戰爭本身來講，和不出兵結果一樣，但已付出了巨大代價，並且在政治上中國將面臨更加嚴峻的困難。因此，如果中國出戰，則只能贏。出戰決策的關鍵變成了對戰則必勝的把握。從對戰爭的堅決態度，可以看出他對戰爭必勝的信心。正是這種信心，對出戰決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信心從哪裏來?

(一)未雨綢繆，增兵東北

這是第一個信心來源。早在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成立“聯合國軍司令部”，任命麥克阿瑟爲“聯合國軍”總司令時，和中共中央就決定成立東北邊防軍，調幾個軍到東北，擺在鴨綠江邊，加強東北邊防。7月7日和10日兩天，周恩來受命主持召開保衛國防問題會議，討論了保衛東北邊防問題，提出並同與會者初步商議了邊防軍所轄部隊與部署、指揮機構設立與領導人選配置、政治動員與後勤保障、車運計劃與兵員補充、商定組織東北邊防軍的各項問題等。根據會議精神，13日正式形成中央軍委《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23]，即送審閱。當天批示：“照此執行。”[24]這是一步非常重要的戰略決策，正如後來自己說的：“戰爭開始後，我們先調去三個軍，後來又增加了兩個軍，總共是五個軍，擺在鴨綠江邊。所以，到後來當帝國主義過三八線後，我們纔有可能出兵。否則，毫無準備，敵人很快就要過來了。”[25]8月4日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美國武裝侵略朝鮮後中國應該採取的對策問題。的觀點是，“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26]同日，他還批准聶榮臻準備派出部分高炮部隊進入朝方一側，以確保鴨綠江大橋的安全。5日，他爲中央軍委起草復高崗電，要求邊防部隊應準備於九月上旬能作戰。18日，要求務必在9月30日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完成第一步部署後，又集結第九兵團、第十九兵團於津浦、隴海鐵路沿線地區，作爲機動策應。

(二)精心謀劃，掌控戰局

這是第二個信心來源。10月2日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已經把出兵援朝的有關問題都考慮清楚了。他詳細地分析了中國出兵援朝的必要性，可能出現的情況，我們將採取的戰略、戰術，以及蘇聯必須提供的支援等。他認爲，一旦出兵，如果能夠在朝境內殲滅美軍，主要是其第八軍，無論戰爭是否結束，局面都會對我有利。相反，如果不能，就要面對美國和我正式宣戰，進而從空中和沿海對我進行打擊的情況。而這會引起中國國內民族資產階級等很多人的不滿，因爲大家害怕戰爭。因此他主張，應出動12個師，而不是5、6個，先打防禦戰，殲滅小股敵人，弄清各方面的情況，同時等待蘇聯援助的到來，再行反攻。[27]當然，這封很長的覆電並未發出，但它無疑反映了當時清晰的戰略思路。8、9月間，就實事求是地分析了美國的優勢和劣勢，指出“美帝國主義在今天是有許多困難的，內部爭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軍事上只有一個長處，就是鐵多。另外卻有三個弱點：第一，戰線太長，從德國柏林到朝鮮;第二個，運輸路線太遠，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戰鬥力太弱。”[28]因此，要“在戰略上藐視他，當作紙老虎，在戰術上重視他，當作真老虎。”[29]志願軍入朝以後，每天批閱大量來自前方的電報和各方面的情報，以最快的速度做出決策，爭取戰機。[30]在戰略上，根據實際情況，果斷改變了預定的防禦戰略，採取運動殲敵的戰略，使志願軍直接實施帶有戰略反攻性質的作戰方針，從而扭轉了戰局，初戰告捷就打下了戰爭勝利的基礎。進入相持階段後，不給美軍喘息的機會，沒有急於進行停戰談判，而是將戰爭進行到底，採取邊談邊打，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雙管齊下的方針，直到美國真正甘心坐下來談判。在戰術上，揚長避短，限制敵軍先進技術裝備有效發揮作用，而充分發揮我軍的自身優勢。志願軍在朝鮮戰場創造出許多新戰法，如將夜間作戰發展成戰役規模，“零敲牛皮糖”，打小殲滅戰等。據美國海軍陸戰隊官方戰史的說法，“只有有這種經驗的美國人才能體會到半夜被偷襲時的震恐心情，因爲偷襲者像從地底下鑽出來的妖魔鬼怪那樣用手榴彈和衝鋒槍的子彈射擊我們。”“中國紅軍之成爲可怕的力量，不是依靠他們人多，而是依靠詭計和突襲。”[31]

(三)事無鉅細，思慮縝密

這是第三個信心來源。僅舉幾例。第一，採用“志願軍”番號。10月8日，東北邊防軍改稱“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這是早就考慮好的，目的是不形成中美兩國直接交戰的印象，把中國對抗美國的不良後果儘可能減少。在8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就說過，“如果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國。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願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適當選擇”。[32]第二，謹慎處理和朝鮮方面的關係。第三次戰役結束以後，彭德懷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時間再南進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贊同彭德懷的意見，但是又堅持必須尊重朝鮮同志的意見，特別是注意同他們搞好團結。在修改彭德懷準備在中朝軍隊高級幹部聯席會議上做的報告時，特意加上了一大段話，強調，一切在朝的中國志願軍必須認真地向朝鮮同志學習，全心全意地擁護朝鮮人民，與朝鮮人民親如兄弟地團結在一起，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鮮人民的一針一線。他認爲這是勝利的政治基礎。[33]第三，準備美國打原子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說，美國要亂來，“無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且打原子彈，長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長。我們的願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他認爲，如果美國要亂來，我們沒有準備就不好，我們準備了就好對付它。他的觀點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只要抓住他的弱點，跟着他，最後就能打敗他”。[34]第四，直到戰爭最後仍未放鬆警覺。朝鮮停戰協議簽訂的前兩天，中朝兩國人民已經沉浸在勝利的歡樂中，還向志願軍全體指戰員強調：“希望全軍指戰員防止驕傲，在停戰協定簽字生效以後，仍應提高警惕，一面自己嚴格遵守協定，一面防止敵人可能做出破壞的挑釁。”[35]

三、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爭的意義

中國最終贏得了勝利。爆發於新中國成立不到一年的抗美援朝戰爭，經過中國人民志願軍兩年零九個月的英勇戰鬥，終於迫使美國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把軍事分界線重新推回到三八線，打破了美國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是一場具有偉大意義的戰爭。

(一)實現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基本戰爭目的

在戰後總結，“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是有很重要意義的”。他總結了四條：第一，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使瀋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能夠安心生產;第二，取得了軍事經驗，摸了一下美國軍隊的底，知道美帝國主義並不可怕;第三，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第四，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36]戰爭的勝利，穩定了當時中國的工業中心東北地區的局勢，也爲中國的經濟建設爭取到了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同時，在很大程度上，緩衝了蘇美之間的衝突，避免了大規模熱戰;中美之間互相也有了一個底，雙方都儘量避免了直接衝突。

(二)在政治上極大地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

這場戰爭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贏得的第一場對外戰爭，是中國人擺脫“東亞病夫”、揚眉吐氣的一場戰爭。在開國大典上的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獲得了最有力的印證。勝利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的自信心、中國共產黨的凝聚力和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中國開始成爲亞洲乃至世界舞臺上舉足輕重的角色，並且對遠東和世界局勢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場勝仗迫使美國在事實上承認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1954年中國出席日內瓦會議，1955年中美大使級會談啓動。任何人都不應有異議，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歷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三)贏得了蘇聯和斯大林的信任，在社會主義陣營和亞非國家中提高了威望

中國出兵朝鮮以後，斯大林心裏明白，中國人給了他維護蘇聯遠東戰略目標和利益的最大支持。直至此時他才承認，中國的確是一個具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國家。中國也因此在當時和後來獲得了蘇聯的大力幫助。戰爭期間，除武器裝備上的支援以外，蘇聯已經在經濟和建設上給予中國幫助。爲中國工業體系建立奠定基礎的156項重點工程，在戰爭期間已經開始了50項。赫魯曉夫時期逐步擴大了援建項目，並派出專家指導。中國從“一五”計劃開始進行全面的工業化建設，正是在此基礎之上。1955年，中國又成功地出席了亞非萬隆會議，宣揚了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當然，戰爭就一定會有犧牲，關鍵要看犧牲的價值。無論在戰場上，還是戰場外，中國付出的代價都沒有超出合理的範圍。據中國官方數字，抗美援朝戰爭中，陣亡和非作戰死亡人數共計141624人，消耗各類作戰物資560餘萬噸，戰費62.5億人民幣(相當於25億美元)。而據美國官方數字，朝鮮戰爭中，陣亡、失蹤62423人，消耗各類作戰物資7300餘萬噸，戰費400億美元。[37]從此對比中可以看出，美國在戰場上付出的代價並不比中國小。

有人提出，臺灣局勢的發展由於朝鮮戰爭以及中國入朝參戰而極度複雜化，並形成了海峽兩岸之間分治對抗的局面將長期延續下去的環境和條件。臺灣問題確實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是不是可以說，沒有抗美援朝戰爭，1950年我們就可以收復臺灣?此處存疑。有人提出，抗美援朝戰爭使新中國作爲一個“革命國家”，愈加被排除在國際事務之外(包括聯合國之外)。事實上恰恰相反，中國終於在國際事務上有了發言權。還有人提出，面對新中國在國際安全環境方面所面臨的巨大壓力，和中共領導層在中國各種資源的配置中，將國防和軍備放到空前重要的位置，並使得以高度集中爲主要標誌的統制性計劃經濟模式成爲唯一有可能實行的模式，這正是整個時代中國經濟成爲“短缺型經濟”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和邏輯起始點。對此觀點，我們只想反問，中國作爲一個積弱積貧、歷經百年戰亂的落後大國，難道可以一躍而成爲發達國家?

總結抗美援朝戰爭的經驗，應注意兩個方面：一是中美之間的溝通和理解。戰爭在客觀上使中美關係的非正常化一直持續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應當承認，在戰爭決策的過程中，中美之間存在很多的誤會。當然，在當時的情況下，雙方也並沒有溝通的渠道。二是對中蘇關係的理性認識。戰爭使中蘇同盟關係得到加強的同時，也大大加強了新中國在經濟等方面對於蘇聯的依賴，埋下了中蘇論戰直到關係破裂的種子。大國關係的處理要考慮全面，目光長遠，這在今天仍然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篇三：

抗美援朝不僅重塑了一個全新的中國，同時也在世界範圍內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延續百年之久的中國聽任列強隨意宰割的屈辱歷史由此宣告終結，而向來被世界默默忍受的強大國家可以爲所欲爲的霸權體制也由此而發生根本性動搖。隨着時間的推移和世事的變遷，這場戰爭之於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和平來說，其所具有的積極影響則愈發顯得持久恆遠。

八集政論片《長征》，其傳遞的深遠影響遍及中國發展的方方面面;尤其令人振奮的是，一度將“抗美援朝”改成“朝鮮戰爭”的小插曲，又在《長征》政論片中得到恢復。正由於風向轉變，因此，在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已開啓“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之記憶時刻再獲重視之際，就相關影響做一回顧，其主旨顯然意向深遠。情況很清楚，曾令國人熱血沸騰的血與火的壯麗圖景由一系列有關抗美援朝的紀錄片而再度喚起人們對逝去歲月的回味和懷想，其深遠價值並不限於歷史記憶，更與中國未來構成密切關聯。

自鴉片戰爭以來便留給世人的中國孱弱可欺的形象因這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殘酷血戰而得到重新塑造，而戰爭的最終結果則拉開了全球非殖民化浪潮的序幕;儘管已過去的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可泯滅無數記憶，但這場改變人類歷史進程和重新勾畫世界政治版圖的由兩個大國在二戰後進行的最大規模的局部戰爭則永遠也不能在中國人的記憶中模糊。如果能將美國在朝鮮的首度受挫和其在八十年代以後在世界各地的軍事行動所取得的輝煌勝利加以比較，志願軍官兵在朝鮮戰場所展現的氣吞山河的英雄主義精神着實令人蕩氣迴腸，激動不已，而其屢屢創造的以弱勝強的經典戰例則更可爲未來解決相關爭端提供有益的啓示。

抗美援朝重繪世情

在總結中國自1840年以來開始的追求國家解放和民族獨立的艱辛歷程時曾指出：一百多年來，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幾十個帝國主義國家先後發動過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國除贏得對日作戰這唯一一場民族戰爭的勝利外，其餘的對外戰爭皆以簽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告結束。然而，即便這唯一一場勝利，也不被西方承認;因爲在他們看來，日本是被美國主導的太平洋海戰和隨後投擲的原子彈制服，中國在二次大戰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發揮的重要作用因積貧積弱的往昔紀錄而不被普遍承認。正因爲揹負着倍受欺凌的屈辱歷史，以致擁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當時人口規模已達五億的新中國的傲然獨立並沒被看成是世界力量對比即將發生深刻變化的開端，相反，她再次被視作可輕易予以扼殺的對象。美國公然作出的全面捲入朝鮮內戰並將其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從而對中國形成南北夾擊的鉗形攻勢的戰略安排無疑是其蔑視中國主權和安全並企圖隨意凌辱中國的驕狂姿態的真切體現。

然而，具有超凡的軍事膽魄和洞微悉見的政治智慧的新中國統帥不僅毅然作出了出兵朝鮮的驚人決定，而且其麾下既英勇無畏又多謀善斷的將士更以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和變幻莫測的戰略戰術而使得這場力量對比極其懸殊的非對稱戰爭結出超越所有人意料的結果;能有效對抗在裝備、補給等各方面遠勝自己上百倍且訓練有素的強大美軍並最終迫使其第一次在未能取勝的停戰協定上簽字，已然奠定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大國地位。

可以認爲，抗美援朝不僅重塑了一個全新的中國，同時也在世界範圍內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延續百年之久的中國聽任列強隨意宰割的屈辱歷史由此宣告終結，而向來被世界默默忍受的強大國家可以爲所欲爲的霸權體制也由此而發生根本性動搖。隨着時間的推移和世事的變遷，這場戰爭之於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和平來說，其所具有的積極影響則愈發顯得持久恆遠。很難設想，如沒有朝鮮戰爭所充分體現的中國人的勇氣和戰力，英國會心甘情願的放棄對有東方明珠之譽的香港的控制;要知道，爲了並不太知名的馬爾維納斯羣島的控制權，英國不惜對阿根廷發動跨越大西洋的激烈海戰，並因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而至今仍舊將該羣島的控制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毫不誇張地斷言，香港與澳門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相繼順利迴歸，在相當程度上是得益於從表面上看與其沒有直接關係的抗美援朝的潛在影響的。

抗美援朝與港澳臺有牽連

然而，中國努力近七十年的兩岸統一問題卻至今沒獲得任何實質性進展。儘管大陸爲落實“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已付出巨大努力，但島內政局卻出現了加速走向分裂的趨向;始終不接受九二共識的蔡英文以爲，只要引進一些先進武器，然後再得到某國安全保障的承諾，其就可以在對抗祖國統一的道路上放心大膽地走下去而不必有任何顧忌。

其實，建立在如此判斷基礎上的政策制定不僅淺薄無知，同時更是對臺灣民衆命運的不負責任。近七十年前，中國剛剛結束長達一個世紀的持續戰亂，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綜合國力較之美國何止是霄壤之別;但經過全國解放後的多方面發展，中國的綜合國力較之當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語，與美國之間所存在的差距則更是大爲縮短。過去，爲新生的共和國不被扼殺，中國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出兵朝鮮，而在如今能力已完全具備與任何強國打一場全面戰爭的能力的情況下，其又焉能不通過《反分裂國家法》而阻遏“臺獨”並走向統一?!

坦率而言，解決兩岸統一問題的臺海戰爭之所以始終沒有啓動，並不是因爲中國在某國可能干預的壓力下而不敢輕舉妄動，而是對臺灣民衆切身利益的維護纔是大陸在對臺動武的問題上投鼠忌器的根源所在;然而，如果自己的國土面臨着被分割或兩岸統一的目標因臺灣當局的堅決抵制而遲遲不能實現，那麼，即便讓中國再接受一場比朝鮮戰爭更殘酷、破壞性更嚴重的由兩岸內戰演變成中外之間的新戰爭，中國都不僅將坦然承受，而且有充分的信心實現既完成統一大業同時又有效抵禦外來干涉的既定目標。抗美援朝的積極意涵適用於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