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海綿的自我修養

一隻海綿的自我修養

文/張一甲

畢業後很少有機會寫長文，這一篇寫於今年6月，今天作爲“媒老闆”微信公衆賬號首篇發佈，也算是給自己畢業一年的一個交代。時代慷慨，大旗已立，正如“媒老闆”一直篤信的，最好的娛樂世界，幽默智慧的人都該有一份入場券。作爲這個靠譜初創團隊的一份子，無心打擾，誠邀有志於文化產業的兄弟姐妹一起加油，希望“媒老闆”所做的功課能夠爲你的勇氣幫上一點點忙。

（一）

六月份的北京有很多突如其來的雨。

大雨慷慨，學弟妹們曬着畢業照和視頻，多少帶出了去年畢業那股子潮乎乎的氣味。

去年此時的我簡直狼狽。

整個大四下學期的白天都獻給了公司從3月開始的管培計劃，而大三已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跨專業蹭課和實習的我，畢業季變的負債累累：除了上班，還有6門毫不輕鬆的硬課。這6門課連同畢業論文一起填滿了我可憐的晚上時間。六月最後一週，連着40個小時不睡覺，一杯接一杯黑咖啡，撐過了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後三場的數學專業考試。我終於艱難畢業。

從北大數院艱難畢業的我，執意於要做與文化創意有關的事情，便一意孤行去了一家外資的4A廣告公司。這份工作像一個放在蹺蹺板上的皮球，一頭連着商業與市場，一頭連着創新與藝術，爲了遊戲得以繼續，哪邊都怠慢不得。

有句話說，Advertising is the rock’n’roll of the business world. 大概是類似的感覺鼓舞了太多人，這一年，我見到了無數鮮衣怒馬、熱情噴薄的青春，正如美劇《廣告狂人》和《瘋人瘋語》裏的那樣，他們不知疲憊，振臂高呼，飛來走去，過着“越糟糕越精彩”的生活，躁起來，過把癮，把年輕的驕傲與賭注大把大把撒向廣告人的狂歡世界，帶着商業的鐐銬起着藝術的舞蹈——而我也終於成爲其中一員。

在工作之外，我還和好朋友一起做着一個小電影工作室，與形形色色的人談片子、深夜憋足了勁寫片子、風雨無阻地拍片子，享受着頗具快感的創作和自由。

就這麼兩邊折騰着，忙的時候像一隻昏昏欲睡的陀螺被事務抽的團團轉，閒的時候悠哉悠哉淹沒在電影書本的海洋裏任爾東西南北風，一年的時間快的如同一場從去年6月一直下到今年的傾盆大雨。

（二）

Ella是我公司的客戶羣總監。

做到這個title，要不是因爲她活力四射的外表，很少有人能相信她是85年生人。

Ella 19歲就大學畢業了。大學的時候，她是傳媒大學的冠軍辯論隊辯手。如今的Ella是我見過最出色的演講家，也是最出色的商務談判者。這個能力，多次被有着Ella演講的會議之後簇擁而來的人們的熱切眼神給出了極好的證明。絕佳的口才給了Ella極強的說服力和氣場，也成爲她能夠鎮得住公司一羣比她年長的下屬們的法寶之一。

關於Ella的精彩故事是另一篇文章可以做的事了。而這裏我想說的是，入職第一個月內，我就成功地被Ella訓了好幾次。

在外資廣告公司，幾乎沒有辦公室政治，人人以才華論英雄，加之我自命不凡的小調調，剛入職的時候既鋒利又蠻橫，常常理不直氣壯。

第一次是因爲她派我去給客戶提案，我屁顛兒屁顛兒踩着點趕到客戶公司樓下，Ella已經等了我一陣子。那時我穿着個白色泡泡裙，寶藍色的平底船鞋，拎着一個卡通布袋包，紅臉撲撲，自信滿滿。Ella見我第一句話是“你不知道什麼是正裝嗎？”，我答：“這不正式嗎？”Ella氣的扭頭上了樓。

第二次是一次會議。會議是頭一天下班後供應商臨時邀請的，我馬馬虎虎答應，以爲供應商會給我們公司的所有與會人員發會議邀請，結果第二天會議時間已到時，總監還因爲沒有接到任何通知而堵在路上。會議一結束，Ella就把我叫到一個空會議室。偌大的房間，Ella坐在我正對面，我知道面前即將是一場血雨腥風，張嘴就要爲自己申辯，Ella一句話先把我堵回去：“爲什麼我每次說你之前，你心裏總都有一句話在等着我呢？”

到後來，我對她滑稽的對峙方式讓Ella幾乎已經在享受對我的調教了，她對我的嚴苛也逐漸演變成爲教練和運動員的關係。

每週一由我組織的wip會議，Ella多次皺着眉頭盯着我打印出來的密密麻麻的excel表格說：“爲什麼不正反面打印？爲什麼表格的格式這麼不美觀？”

在廈門準備年度提案的頭一天晚上，這句話被換成了更嚴重的說法——Ella鎖緊了眉頭盯着我做的PPT，直接丟下一句：“你這個人是不是沒有審美？”

Ella每一次的打擊都讓我臉上發燒，接着就是不得不面對的苦到深處人艱不拆的將功補過，但最氣人的是她永遠是對的。

當然，Ella對我的打擊和撫慰總是打包而來。入職第一週，就讓我做比稿提案的主講人，入職半年內，這樣的機會有了四次。比稿提案主講人破格給一個初級職位的人，公司還從來沒有先例。後來有一次Ella單獨約我吃飯。Ella說，說實話你和我當年很像，你連笨手笨腳的模樣都和我當年很像，你有那股勁兒，頭頂小太陽，你的小宇宙很能感染人，甚至我都羨慕你的靈氣和天資，但是，就目前的你而言，你就應該做一隻小海綿，別管自己有理沒理，你就去吸收，什麼都吸收，吸進去，不好的吐出來，吸進去，再吐出來。至少吐這麼兩年，你才能真正學到東西。

兩年還沒到，但我已經相信她是對的。

蛻變的過程幾乎是難堪的（以至於我常默唸“厚的臉中臉，方爲人上人”），但在她一次又一次全情投入的打擊和打擊之後的撫慰之下，我開始學會淡化我擁有的東西在心裏的地位，開始學會把自己的棱角交付出去，把小調調鎮壓掉，把心底敞開。漸漸地，我學會了從說話到做事都逐漸考究起來，學會了對服務客戶的每一個細節都洞若觀火，也學會了如何把表格和PPT都做的像一件藝術品。

（三）

而在此之前，我總是毫不慚愧地說自己是一個純種理科女。

十年的數學競賽磨礪，加上四年北大數院寒窗苦，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們被培養起了一座被數學方法論寵壞的世界觀。

如叔本華所說，把人們引向藝術和科學的最強烈的動機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厭惡的粗俗和使人絕望的沉悶，是要擺脫人們自己反覆無常的慾望的桎梏。

數學帶給了我們一種自由，是超脫於現實的近似和誤差的自由，也是擺脫人類情感束縛的自由。我們用這種自由，設計符號和公式，建立概念和理論，簡化和領悟經驗世界，改造成乾淨漂亮的世界圖像，達到均衡與美觀。——從這個角度看，藝術與數學簡直如出一轍。真實世界擺在那裏，數學家造起了公理大廈，藝術家創造出了作品，可不都是一種美的抽象麼？

很可惜，真實的創意工作並不浪漫。擡頭嗅着藝術的浪漫香水味，低頭做着六神花露水的活兒。

創意工作本身是對現實的直面和解讀：從自己的心智模式裏走出來，洞察他人的想法，笨拙地歸納總結，然後苦思冥想、反反覆覆、推倒重來。

好創意的誕生無法一蹴而就，其過程非常艱難，包含很多枯燥功課。過去很多靈光一現“拍腦門”的做法需要改，過去像一個數學家一般自詡的“我從不記東西，我理解東西”的習慣也需要改。

真實的創作過程，和叔本華所說正好相反，既不能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厭惡的粗俗和使人絕望的沉悶，也無法擺脫人們自己反覆無常的慾望的桎梏。

信息海嘯的世界裏，你的作品憑什麼可以破霧走來，沉澱在人們心中？

除非你跋山涉水，抽絲剝繭，這過程又要權衡各方利弊，路途遙遠，何止九九八十一關。

（四）

工作之後，我被問過無數次，過去的數學對現在的工作有用嗎？

有用當然是毋庸置疑的。我一度總是熟練的回答，用處大抵在於數學帶給我的邏輯思維和理解能力。

但真實遠非如此。

一個一個因爲靈感枯竭跪在椅子上與自我狠狠較勁的深夜，百出的狀況反覆挑戰着我過去的理解。事實是，思維只代表着處理問題的開始，好的創意無法落地，就無法形成可摸可見的價值，就沒有人有理由去爲之買單。

思維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無論在任何時代，誰也不比誰傻多少，你永遠不可能靠思維戰勝對手，哪怕是近期紅的發紫的“互聯網思維”也不行。打動人心更是一件比演算數學題難上百倍的事，打動一次可以，想總能打動人心，除非你是心臟起搏器。

但我依然篤信，凡有所學，皆成性格。

如果說過去所學真的有用，那是因爲思考創意和思考數學很像，熬夜是不夠的，還要拼命保證熬夜的時候頭腦也極度清醒；靈感是不夠的，靈感突突蹦出的時候還要拼命保證一根準確的邏輯線；拼腦力是不夠的，走到最後都拼的是體力和決心。

無論是做廣告，還是做電影，90%以上都是幾乎讓人難堪的工匠活兒。如果當初選擇的是一份體制內的安穩工作或者金光閃閃的金融職務，會不會更好？

我不是沒有質疑過自己，但意志力無非就是兩件事：別回頭，別低頭。

人在關口上往往是不計對錯的驕傲姿態在起着作用，支撐着我相信這條路是對的。

我常開玩笑說“藝術最終屬於放棄治療的人”，的確，習慣了數學的線性思維，用於今日的創意挖掘，要經歷漫長而艱難的“破”和“立”的過程。就像裏克爾說過的一句話：哪有什麼勝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或者做到極致，或者徹底不幹，沒有中間道路，做不到遊刃有餘。

（五）

好的作品是一件值得用一生追求的功課。

很多壓力倍至如臨大敵的時刻，我時常想起數院生活的點點滴滴。

我想念有很多蚊子和濃濃花露水味卻永遠一座難求的本科生閱覽室，想念凌晨兩點從理科一號樓夢遊般晃悠回宿舍的一路月光，想念爲了一道題的理解不同而和室友爭執辯論兩不想讓的面紅耳赤，而尤其想念那些埋頭於厚厚的書本磚頭，感覺自己彷彿正與那些人類歷史上最聰明的頭腦對話的孤獨漫長的夜晚。

那一個個夜晚構建起我少有的理性：認清自己的價值，不在於你發光發熱的時候對自己的評估，而恰恰在於你迷茫無措時候，對自己的清醒判斷和堅持。

我的一個朋友說，人會死兩次，第一次是你停止呼吸的時候，第二次是世界上最後一個記得你的人停止呼吸的時候。

我認識的大部分北大同學，無論嘴上如何言說，內心深處都有一種希望永遠沒有如上所說的第二次死亡的慾望。

今年五月份參加初入燕園時的黨培班聚會，30個同學裏，我是全班唯一一個本科畢業就工作的。這個事實常讓我用來自省，如果我今天還沒有走出校門，我會一到晚上下班脫掉高跟的時候就開始想做什麼飯看什麼劇怎麼添置食材和呵護花花草草嗎？大概不會。

我今天雖然步入了職場，雖然工作大抵順利，與同事相處和睦，沒耽誤升職加薪，但我還是一隻小海綿，還沒到沉浸於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安穩日子的狀態，也依然沒到走出全情投入求學問道階段的年紀。學生時代的那股“勁兒”，不能遺忘也不能失去。得繼續頭頂小太陽，不忘初心，即使沒有始終。

（六）

拍出電影《終結者》、《泰坦尼克》和《阿凡達》的導演卡梅隆是好萊塢公認的魔鬼，也是一個對世界孜孜不倦的好奇者。1977年電影《星球大戰》上映之後，卡梅隆說，看完後的感覺，像是被人在屁股後面踢了一腳。他在路邊嘔吐，那是興奮，也是恐懼。他說，再不動手的話，神奇的想象都被別人拍完了。

我在遇到出色的同輩人時，也常有這種“頭頂炸響驚雷”的感覺。我有着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有着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學識和積澱，如果努力也是普通的，勇氣也是普通的，又拿什麼去指望一個不普通的自己？

概括地說，畢業這一年，我進了一家4A廣告公司，經歷過4次比稿，做過4次提案主講人，搬過3次家，升了1次職，被競爭對手公司挖了1次但又決定留下；畢業這一年，我寫了無數劇本，大大小小，有的做槍手，有的留了名，寫的第一篇長篇電影劇本獲了廣電總局的劇本扶持獎項；畢業這一年，我哭過好多次，7成是因爲孤獨，2成是因爲壓力，1成是因爲想家。但感覺最幸福的一次哭泣，是我在寫了一整天一個關於上世紀兩姐妹如浮萍般命運的劇本後，跑到陽臺大哭了一場。那是我第一次被自己的創作打動，感覺真好。

電視人陳虻說，你必須退讓的時候，就必須退讓。但在你必須選擇機會前進的時候，必須前進。這是一種火候的拿捏，需要對自己的終極目標非常清醒，非常冷靜，對支撐這種目標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靜。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兒，退到一環，甚至脫靶都沒有關係。環境需要你脫靶的時候，你可以脫靶，這就是運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標，那是墮落。不要墮落。

不要墮落，我常常用來和自己說。墮落不是說人生開始走下坡路，而是不要僅僅滿足於眼前自給自足的日子，我們還有太多事情沒有做完。

一個和我去年一起畢業進入廣告公司，後來很快離職去了一家電影公司的朋友，在朋友圈發了一條狀態：創造力與純真有關，所以要抵禦某些無意義的成熟。

我喜歡的人身上大都有一股勁兒，對生命、對如何存在滿腔熱血，眼中有路，心中有光，闖闖蕩蕩，不知疲憊，一直錯到對。

我好想和他們一起，不爲彼岸只爲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