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說人生：中國最後的士大夫

金庸的小說人生：中國最後的士大夫

——金庸的人生遠比小說精彩

作者：傅國涌

來源：世界華人週刊

金庸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范蠡，《射鵰英雄傳》中就借黃蓉之口對范蠡有過很高的評價，范蠡甚至成了他短篇小說《越女劍》的主角，以真實歷史人物而成爲主角，在他的武俠小說中是不多見的。他筆下的范蠡爲人倜儻，不拘小節，所作所爲，往往出人意表，其一生臨大事，決大疑，不知經歷過多少風險，最後攜西施泛舟太湖。他的好朋友沈君山1998年在臺灣“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開幕式致詞說，范蠡曾爲“帝王師”，輔助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完成吞吳復越的大業，然後擁絕代佳人西施歸隱江湖，還聚財無算。可惜他只實現了范蠡的後兩個理想，卻沒有機會像范蠡那樣爲“帝王師”。他一生沒有功業，想做個外交官都鎩羽而歸。寫武俠、辦報是他不經意撞上的，甚至帶有一點無奈。《大公報》的同事、畫家黃永玉也覺得，“他應該幹別的事，他怎麼會寫起武俠小說來了呢？”“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麼去寫武俠小說呢？他應該做比這個重要得多的事情。……他是很可愛的人，很溫和的人，而且那種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難想象。”他完全是無心插柳，既然沒有機會做“帝王師”，他便將滿腔的抱負，寄託在報紙和小說中。

金庸在《卅三劍客圖》中說：“研究中國歷史上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個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來物質生活雖然改變極大，但人的心理、對權力之爭奪和保持的種種方法，還是極少有甚麼改變。”他的武俠小說一開始就對權力進行了無情的否定，一曲《書劍恩仇錄》，飄蕩在江山與江湖、權力與血統之間，乾隆的陰險、毒辣和狡詐首先來自他對至高無上的權力的追求，爲此，他不惜背叛六和塔上的盟約，踐踏海寧潮前兄弟擊掌、互不傷害的誓言。美麗絕倫的香香公主最後留下血寫的遺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碧血劍》對李自成們打進京城以後迅速腐化、墮落的敘述，只不過再次印證了“權力趨向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這一質樸的真理。《倚天屠龍記》裏的張無忌不具備做“政治領袖”的條件，他身上卻有許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質，是個可以信賴的人，這恰恰是那些成了“領袖”的人所不具備的。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說中的朱元璋與張無忌相比反而暗淡無光，美麗的周芷若也一點都不可愛。

從《天龍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說中常常出現“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號，不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種說法。從廟堂到江湖，沒有什麼兩樣。東方不敗因掌握大權而腐化，任我行也一樣難以倖免，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現象。嶽不羣、左冷禪掌了權一樣如此。他們野心勃勃，將無限權力視爲人生的最高目標，這是數千年來被專制政治毒化的畸形現象。“未把握到權力的人暗裏籌謀，既得權力的人處心積慮防人奪權，未得到權力的人洞悉當權者喜聽奉承的弱點，但一旦得到權力，自己卻不知不覺地重蹈覆轍。”（吳靄儀語）

從1959年到1989年，30年間金庸在《明報》執筆寫社評，特別是他早期的社評貫穿着對權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數時候是壞人當權”的結論。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政權與領袖》社評中說得很清楚：

中國的政治，幾千年來都是口中說一套，實際上是另外一套，簡而言之曰：“雜用王霸之道。”號稱行王道，實際上行霸道。政治領袖向來第一抓住自己的權力和利益。第二照顧本集團的利益，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後。君爲貴，社稷次之，民爲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