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北大演講稿 金庸北大演講記錄
分享金庸在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教授儀式上的演講錄音記錄。
現在我是北京大學的一分子了，可以稱大家爲同學了。我衷心感謝北京大學給了我很高的榮譽，授予我名譽教授的稱號。北大是我從小就很仰慕的大學。我的親伯父就是北大的畢業生，故鄉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學問如何，但聽說他是北大畢業生，便都肅然起敬。我念初中時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畢業生，他學識淵博，品格崇高，對我很愛護。雖然現在時隔五、六十年了，我還常常想念他。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中起了領導作用，整個近代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是與北大師生的重大貢獻分不開的。每當我們想到北大，就會想到開明、開放的蔡元培校長，想到眼光遠大的馬寅初校長，想到許許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學家、作家、學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關係的大學問家們。北京大學有許多優良的傳統，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對國家、社會的深切關懷；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學術空氣。最近幾年我在牛津大學住了很長一段時間，我感到，牛津大學自由開放的學術空氣和博大精深的學術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學的老師、學生對於國家、對於社會、對於人民的關懷和犧牲，目前卻大大不及北京大學的師生。抗戰時期，我考大學，第一志願就是報考西南聯大，西南聯大是由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所大學合辦的。我有幸被錄取了。或許可以說，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過那時因爲我沒有錢，西南聯大又在昆明，路途遙遠，沒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較早地與北大同學結緣。今天我已作爲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榮幸。我一生主要從事新聞工作。作爲新聞工作者，對每一門學問都須懂得一點，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膚淺。專家、教授則不同了，他們對某一門學問有鑽研，懂得很深。這是兩種不同的接觸知識的方式。我是新聞工作者，當教授是全然沒有資格的。但幸虧我是“名譽教授”。名譽教授就沒有關係了，話講錯了也無所謂。我下面要講的話，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師和朋友們請教的，這不是客套。在中國學問上要請教最好的老師，當然只有到北大來，沒有別的地方可去。我今年春天去過紹興，到蘭亭王羲之以前寫字的地方。那裏的人要我寫字，我說在王羲之的地方怎麼可以寫字呢？但他們非要我寫不可，我只好寫了八個字：“班門弄斧，蘭亭揮毫。”班門弄斧很狂妄，在蘭亭揮毫就更加狂妄了。這次到北大，說好要作兩次演講，我自己寫了十六個字：“班門弄斧，蘭亭揮毫，草堂題詩……”在大詩人杜甫家裏題詩，第四句是：“北大講學。”大家希望聽我講小說，其實寫小說並沒有什麼學問，大家喜歡看也就過去了。我對歷史倒是有點興趣。今天我想簡單地講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民族如此長期地、不斷地發展壯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規律？這幾年我常在英國牛津大學，對英國文學、英國曆史和中國歷史很有興趣。大家都知道，英國對二十世紀影響最大的一位歷史學家名叫湯因比，他寫了一部很長很長的《歷史研究》。他在這部書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說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歷史進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現在仍真正興旺發達的文明只有兩個，一個是西方的歐美文明，一個是東方的中國文明。而中國文明歷史悠久且連續不斷，則又是世界唯一的。雖然古代有的文明歷史比中國早，有的文明範圍比中國大，如巴比倫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臘羅馬的文明，但這些文明卻因遇到外力的打擊，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漸衰退、消亡了。他說：一種文明總會遇到外來的挑戰，如果該文明能很好地應付這個挑戰，就能繼續發展；如果不能很好地應付挑戰，就會衰退，甚至消亡。這裏也有多種情況：一種是遇到強大外族的打擊，整個民族被殺光殺盡，消滅了；一種是民族內部長期僵化，沒有改革，沒有進化，象活的木乃伊，結果衰落了；有的則因自己的腐化而垮臺；還有一種就是分裂，國家內戰不休。我們的國歌中有一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是在抗戰前後寫的，它表示了一種憂患意識。那時候我國遭受外族敵人的侵略，處境確實非常危險。在座的各位同學年紀輕，不知道，你們的爸爸媽媽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潔瓊大姐、周南社長等都經歷過這段艱難而危險的時刻。就我看來，我國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險時期有七個：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戰國時期東西南北受到的外族進攻；第二是秦漢時期匈奴的進攻，時間長達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晉時鮮卑等五胡的進犯，時間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時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時間約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時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時間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時期蒙古、滿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縱觀中國歷史，大概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規律，我們的民族先是統一強盛，後來慢慢腐化，組織力量衰退。此時如果出現一些改革，那麼就會中興。如果改革失敗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麼外族敵人就會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時候，我們民族有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們民族的轉機。以上所講的我們民族七次大的危機，又都是七次大的轉機。歷史上常常是外族人來了之後，我們華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們華夏民族就壯大起來，統一起來。之後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來了，我們民族再融合，又壯大，如此循環往復。其他國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麼打贏，要是打不贏，這個國家或民族就會垮臺。我們中華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時，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況也很多，但卻很難被征服。這是因爲一方面我們有一股韌力，一股很頑強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們又很開放，在文化上同它們融合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大家變成一個民族，我們的民族從此又壯大起來。我在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獲頒名譽教授時也曾講到這個問題，以及其他一些中國的歷史問題。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覺得我的這些觀念比較新，並討論爲什麼中國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那麼在歐洲的匈奴呢？是滅絕了，還是融合了呢？，西方國家沒有融合應該衰弱纔對？）。我想其中第一個原因是我國一開始就是農業社會，生產力比較高、技術比較先進，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可以發展文化；第二個原因是從西周開始，我們已有了一個嚴密的宗法社會制度，後世講到中國封建社會總認爲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縛人的思想，很束縛人的行爲，其實這種宗法制度也有它的歷史作用，我們民族由於有了嚴密的繼承製度，從而避免了內部的爭鬥和戰爭。（滿清及金庸家族是氏族社會，不是那個軟弱的無力的中國封建社會的宗法制度，也沒有很束縛人的思想，很束縛人的行爲，爲什麼呢？）一些遊牧民族本來很強盛，但往往在關鍵的時候鬧分裂。父親死後，他的兩個兒子或者三個兒子搶父親的位子坐，羅馬也有這種情況。一搶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內亂。本來很強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們民族從西周開始，雖然自己內部鬥爭也不斷有，但基本上還是遵循世襲制度，即父親死了，嫡長子繼位，這是當時中華民族發展的一個重要制度。一個社會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會就會很穩定，內部鬥爭就會大大減少，這也是民族強盛的重要環節。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我們對外族是很開放的。從歷史上看，中國很長很長的時候是外族統治的，如北魏。其實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數民族的成份，主要是鮮卑人。有一個情況不知各位想到沒有，我的小說中寫過一個人叫“獨孤求敗”，獨孤求敗很驕傲，他一生與人比劍比武從沒有輸過，所以他改個名叫求敗，希望失敗一次，但卻總沒有敗過。這個“獨孤”就是鮮卑人。“鮮卑”這兩個字，有些學者說“西伯利亞”就是“鮮卑利亞”，鮮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亞那一帶。但這不是很一致的意見。北周的時候，有個人叫獨孤信，他有很多女兒，其中大女兒嫁給了北周的皇帝，第四個女兒嫁給了唐高祖的父親，第七個女兒嫁給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煬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則應叫隋煬帝爲表叔。他們都有鮮卑的血統。唐太宗李世民的媽媽姓竇，是鮮卑人。唐太宗的皇後姓長孫，長孫和竇都是鮮卑人的姓。皇後的哥哥長孫無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鮮卑人了。（人類歷史由母系氏族進入父系氏族，再由父系氏族進入父系社會已經有好幾千年了，而父系社會就是今天女權主義者所說的男權社會；母系氏族就是血統看母親，父系氏族就是血統看父親，從這裏可以看得出金庸還停留在母系氏族的時代。這也難怪金庸的出生是滿族，滿族就是通古斯，今天還生活在西伯利亞的通古斯仍舊停留在母系氏族的時代。）據我初步統計，唐朝宰相至少有2、3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鮮卑人。那時候說“胡人”就象我們現在說“洋人”一樣，沒有歧視的意思。在唐朝，有2、3個外國人當“國務院總理”，可見唐朝對外國人一點也不歧視。再說漢朝，漢武帝與匈奴交戰，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個匈奴王子叫金日石單，很受漢武帝重用。漢武帝死後，他的身後大事交給兩個人，一個是霍光，一個就是金日石單。由此可見，我們民族壯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開放。我在武俠小說裏寫了中國武術怎樣厲害，實際上是有些誇張了。中國人不太擅長打仗，與外國人打仗時，輸的多，贏的少，但是我們有耐力，這次打不贏沒關係，我們長期跟你幹，打到後來，外國人會分裂的。如匈奴很厲害，我們打他不過。（戰國時代趙國名將李牧一舉殲滅10多萬強悍的匈奴軍隊，秦朝名將蒙恬一舉殲滅30萬強悍的匈奴大軍，而漢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圍困，無法脫身是因爲秦末6年戰爭，把國家打弱了）。他的手下便獻了一條妙計，去向匈奴皇後說，漢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漢朝皇帝抓來，把漢人打垮了，俘虜了大批漢人中的漂亮女人，你這個皇後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後中了這個詭計，便退兵了。匈奴後來分爲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漢朝，北匈奴則向西走，一部分到了英國（虧金庸想到出，金包衣是在發明歷史），以至滅亡了整個西羅馬帝國。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國抵抗住了，投降了（被對手抵抗住了，怎麼你就投降了呢？），另外一半卻把整個歐洲打垮了。提到匈奴人滅掉西羅馬就不得不提阿提拉，去這裏溫習一下，不要被人騙了（電影阿提拉美國拍攝的）誰是阿提拉呢？金大包衣不一定知道，因爲他只會發明歷史，要說匈奴滅掉西羅馬就不能不知道阿提拉。且看匈奴阿提拉的歷史，金包衣肯定沒有看過。也像在中國一樣趁羅馬分裂及內亂，向西羅馬要女人和土地！公元450年，阿提拉集結匈奴軍和被征服民族的僕從軍50萬人，向西羅馬的高盧發動進攻。隨着高盧名城一個接一個地陷落，阿提拉兵鋒直指名城奧爾良。阿提拉大軍對高盧北部的蹂躪震驚了西羅馬帝國的所有蠻族，大家都意識到單憑自己的力量無法與匈奴對抗。阿契斯抓住這個同仇敵愾的良機，四處奔走，終於聯合各蠻族建立起一個抗擊匈奴的統一戰線。高盧和西班牙各地的日耳曼蠻族，甚至不列顛的克爾特部落都派兵支援，和阿契斯打了20年仗的西哥特王特奧多裏克也親自領兵前來助戰。當阿提拉屯兵奧爾良城下的時候，阿契斯的西羅馬聯軍日益壯大，已經集結了50餘萬人，並正式向匈奴人開戰。兩位昔日的朋友終於在戰場上兵戎相見了。16萬人戰死，匈奴王奇蹟生還阿提拉得知西羅馬聯軍逼近奧爾良後，立刻撤圍北去，同時命令在高盧各地劫掠的匈奴部隊向香檳平原集結。阿契斯率領大軍尾隨而來，兩軍在馬恩河畔的沙隆附近相遇，擺開決戰的陣勢。西羅馬聯軍方面，由阿契斯親率西羅馬軍團組成左翼，西哥特軍隊在右翼，而中央是阿蘭人和其他蠻族。阿契斯這樣部署相當冒險，因爲他把西羅馬聯軍最弱的部分放在中間，非常容易被匈奴軍隊從中心突破，將西羅馬陣線攔腰斬斷；但從另一方面講，中心突破的匈奴部隊也有被西羅馬聯軍從兩翼包抄的危險。阿契斯面對他的老朋友阿提拉，走出了一步險棋。阿提拉針鋒相對，親率匈奴精騎居中，把東哥特人放在左翼，其他蠻族軍隊組成右翼。公元451年9月20日，兩軍在沙隆展開決戰。雙方在這次會戰中投入的兵力超過100萬。匈奴聯軍首先發動進攻，在遮天蔽日的箭雨掩護下，匈奴精騎風馳電掣般衝向西羅馬聯軍的中央，由蠻族組成的中央戰線抵擋不住，被匈奴騎兵以楔形深深插入。這時匈奴騎兵開始向左旋轉，包抄西哥特軍隊。阿提拉對戰局洞若觀火，他知道西羅馬軍團抵擋不住匈奴人最猛烈的攻擊。但西哥特人兵強馬壯，是個勁敵，如果能將其殲滅，就勝券在握。他組織匈奴聯軍的兩翼一起壓上來，會戰到此已經變爲一場混戰，西羅馬聯軍形勢危急。戰鬥雖然只持續了5個小時，但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有16萬人喪生。強悍的西哥特人挽救了西羅馬聯軍。年過六旬的西哥特王特奧多裏克親率鐵甲騎兵反擊，結果中箭落馬，被緊跟其後的西哥特鐵騎踐踏而死。失去首領的西哥特人只出現了片刻慌亂，在王子托裏斯蒙的指揮下迅速恢復了秩序。西哥特騎兵凌厲的反擊將匈奴人壓了回去，而慌不擇路的匈奴騎兵迎頭撞上了左翼西羅馬軍團的盾牌防線，紛紛倒在標槍的攢射之下。這時匈奴左翼的東哥特人也抵擋不住西哥特鐵騎的衝擊，率先敗逃，沙隆會戰到此分出勝負。阿提拉被迫率領匈奴殘軍撤回馬恩河畔的營地，用匈奴人的大篷車首尾相連，弓箭手密佈其間，組成一道相當堅固的防線。阿提拉用木製馬鞍堆起一座小山，將他所有的金銀珠寶和妃嬪置於其上，他自己端坐在中間，打算一旦西羅馬軍隊攻破他的營壘，就引火自焚。阿契斯關鍵時刻放了阿提拉一馬。這位西羅馬的傑出領袖具有長遠的政治眼光，他認爲西羅馬帝國的心腹大患不是匈奴，而是高盧蠻族。保留匈奴這個外患可以讓以西哥特人爲首的蠻族有所忌憚，不得不和西羅馬帝國繼續合作。如果阿提拉一死，匈奴帝國勢必崩潰，高盧蠻族肯定要掉轉矛頭來對付西羅馬帝國。阿提拉死後，他的兒子們爲爭奪大單于之位，打起了內戰，匈奴帝國遂土崩瓦解。公元454年，東哥特、吉皮底人組成聯軍，在匈牙利打敗了匈奴，從此，匈奴人被迫退回了南俄羅斯草原。461年，阿提拉的一個兒子妄圖重建匈奴帝國，發動了對多瑙河流域的東哥特人戰爭，遭到失敗。468年，他又發動了對東羅馬帝國的戰爭，結果自己戰死沙場，從此匈奴人徹底沉寂了下去，直至被歷史遺忘。那麼西羅馬什麼時候滅亡呢？金包衣發明了歷史，讓西羅馬帝國提前至少30年滅亡。只要稍稍學過歷史的人，應該知道羅馬是被今天叫日耳曼及斯拉夫的蠻族滅亡的。至於金包衣心目中偉大的匈奴帝國被東哥特和東羅馬聯軍滅掉，剩下的被馬紮卡人滅絕，今天的匈牙利就是馬紮卡人的後裔，金包衣不會無知的以爲匈牙利就是匈奴吧！隋唐時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們分爲東突厥和西突厥。突厥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金庸如果想攀親戚，還可以來得及。東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華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則向西行。來到了土耳其。後來土耳其把東羅馬帝國打垮了，把整個君士坦丁堡佔了下來，直到現在。（金包衣卻不知道他心目中強悍的出現過獨孤求敗及李世民的土耳其被西方國家當成歐洲病夫來宰割就在金包衣認爲它強大的時代）所以我們不要一提起歷史就認爲我們民族不行，其實我們民族真正不行，只是16世紀以後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學的一次聚餐會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東亞經濟的學者，他和我談到中國經濟的發展前途時說，中國的經濟自古以來就很發達，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16世紀以後才慢慢被英國趕上去。而國民總收入卻是到了1820年才被英國超過。中國國力居世界領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學者對中國經濟前途非常樂觀，他說大概到2020年時，中國的國民經濟收入又會是全世界第一，並能長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後的四、五十年內沒有任何國家能夠趕得上。我聽了之後很興奮，問他是否有數據？他列舉了很多統計數字。他是專家，不會隨口亂說。我覺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實際上我們中國古代在科學技術方面一直是很先進的，到宋朝尤其先進，大大超過了歐洲。那時我們的科技發明，歐洲是遠遠趕不上的。如造紙、印刷、火藥、羅盤等在宋朝已經非常興旺發達了。現在大家用的鈔票也是中國發明的，在宋朝時代就已經開始使用了。那時我們的金融制度相當先進，貨幣的運用相當成熟。那麼歐洲人什麼時候纔開始轉機呢？應該說是到了中國的明朝，從那時起，中國開始落後了，（金包衣大概與他通古斯同胞一樣不知道什麼是《天工開物》？《十二平均律》？金包衣只知道（康熙十四平均律）全世界獨一無二，不知道什麼是《本草綱目》，《算法統宗》，《瘟疫論》等等明朝科學，也不會知道王文素，陳大位？孫雲球？更不會知道他的洋爸爸李約瑟寫過《中國科技史》一書裏面說中國影響世界的大科技大發明就有明朝，恰恰沒有滿清一丁點，中國是從明朝落後還是金包衣的滿清不就一目瞭然了嗎）。近代中日?明?的?展及其形象比?從日本陽明學的興起來看。近代中國知識人在探求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時，他們卻發現背後卻有陽明學的作用存在。因此，以前不講心學的人和對心學本來就有所喜好的人，都開始呼籲昌明中國的陽明學。梁啓超在《德育鑑》一文中言：（日本）維新以前所公認爲造時勢之豪傑，若中江藤樹，若熊澤藩山，若大鹽後素，若吉田松陰，若西鄉南洲，皆以王學式後輩，至今彼軍人社會中，尤以王學爲一種之信仰。夫日本軍人之價值，既已爲世界所共推矣，而豈知其一點之精神教育，實我子王子賜之也。我輩今日求精神教育，舍此更有何物。拋卻自家天盡藏，沿門托鉢效貧兒，哀哉！宋教仁到日本後，購置了大量有關王學的書刊，如《王陽明全書》、《明儒學案》、《王陽明學提要》、《王學雜誌》等等，並作認真研讀，筆錄摘抄。其在1906年5月20日的日記中記載：至各舊書店尋購舊書，購得《史學雜誌》數冊，又見有新出《王學雜誌》，乃日人組織之明善學社專以發明陽明學爲宗旨之機.關報也，遂亦購一冊。從這段記載中，亦可看出日本研究陽明學的興盛。唐文治到日本後，稱：兩遊東瀛，考其立國之本。遊其書肆，覽其書目，則爲王學者不下數十百家，其數遠超過於吾國，爲之舌撟首俯。又觀其擊劍之術，血流朱殷，爲小技而不顧死，俠客之風，屹然山立。然後知彼之所以立國者，乃由俠而進於道義。陽明致良知之說，其深入於人心者，非偶然也。甲午一役，中國慘敗於日本，而如今卻發現日本之強盛竟和王學有莫大之關係，就無法阻擋住近代一些知識人對王學的傾心了。當然，這種發現是有很大的誤解成分的，即是誇大了陽明學在日本社會進步中的作用，今人對王學仍有誤解。明治維新三傑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都與陽明學有很大關係，先引一段：——————————佐藤一齋（陽明學和朱子學學者）的門下人才輩出，如佐久間象山（公元1811-1864年）、橫井小楠（公元1809-1869年）都是當時著名的洋學家，同時又是陽明學者。他們以陽明學作爲解放思想的武器，提出“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精粗不遺，表裏兼該”等主張，打破了朱子學固守了儒學的孤陋習氣，開了吸收西方科學文化的新風，爲開港倒幕做了思想和輿論上的準備。佐久間象山的門生中，如攘夷倒幕的活動家吉田鬆蔭（公元1830-1859年）、勝海舟等，都是信奉王學的。明治初期啓蒙運動中的骨幹如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藏樹等也出自象山門下。吉田鬆蔭是維新運動時期先驅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鬆蔭回憶說：“吾曾讀王陽明《傳習錄》，頗覺有味。頃得《李氏焚書》亦陽明派，言言當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記》，大鹽亦陽明派，取觀爲可。然吾非專修陽明學，但其學真，往往與吾真會耳。”在陽明學的影響和鼓舞下，他積極主張尊王攘夷，致力於倒幕運動。吉田鬆蔭以其叔父的名義在家鄉創建了松下村塾，據說其學生八十，竟有近半數爲明治維新做出了傑出貢獻。明治維新前後叱坼風雲、雄飛廟堂的許多俊傑之輩，如伊藤博文、木戶孝允、高杉晉作、山縣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誠、久阪玄瑞等，皆出自鬆陰門下。吉田松陰的高徒，維新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高杉晉作（公元1839-1867年），在讀了王陽明《傳習錄》後也作詩云：“王學振興聖學新，古今雜說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義皇以上人。”薩摩藩的倒幕領袖西鄉隆盛（公元1827-1877年）也是一位傾心王學的政治家。他以陽明學的即知即行思想爲理論武器，積極參與幕政改革和勤王運動；爲奉還大政於天皇，他親自擔任總督府參謀之職，征討幕府將軍；爲改革舊制，他首倡廢封建改郡縣之議；因此，他成爲日本勤王運動中的第一功臣。正是以上這些信奉或傾向陽明學的傑出人物，以陽明學爲理論武器，倡導尊王攘夷或開國倒幕，推動了明治維新的實現，瓦解了日本封建體制，由此而開啓了日本社會通向近代化的大門，而受陽明學影響的明治開國元勳伊藤博文、西鄉隆盛則直接提倡民權、民主、廢藩置縣，爲日本實現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我國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說：“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爲其先導。”梁啓超也說：“日本維新之治，心學之爲用也。”這些論斷都是符合日本的歷史的。再加幾段史實。大久保利通與西鄉隆盛是好友（雖然明治維新後分道揚鑣），曾同時師事吉田鬆蔭門下。大久保利通精通陽明心學和禪學，其父便是陽明學、禪學學者，自小便受薰陶。西鄉隆盛平生最信服陽明心學，隨身攜帶陽明的書籍，從不遺忘，後師事吉田鬆蔭。號稱日本“軍神”的東鄉平八郎隨身帶有腰牌，從不離身，上書七字：一生俯首拜陽明。日本第8、17任首相大隈重信（創辦早稻田大學）就精通儒學、陽明學。以上史實均可從這些人的自傳中得以查證。金包衣繼續說我想其中原因，一個是政治上的專制，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很嚴，一點也不自由開放，動不動滿門抄斬，株連九族，嚇得人們不敢亂說亂動，全部權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裏。另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對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異想天開，實行所謂海禁，把航海的船隻全部燒掉， 福建市民復原明朝戰船 航速可達7節 。“清朝嘉慶四年(1799)曾改造一百六十門明朝的“神機炮”，並改名爲“得勝炮”，惟經試放後發現其射程竟然還不如明朝火炮。” （《黃一農：紅夷大炮與明清戰爭》），而明朝的“定遼大將軍”的鑄造技術卻被譽爲可比1860年美國軍官thomas j rodman在南北戰爭時才發明一種鑄炮新法……此後《天工開物》在全國絕跡，與之相對應的是清朝封舟一代不如一代：1684年，長15丈,寬2.6丈1719年,長10丈,寬2.8丈,深1.5丈1756年，長11.5丈,寬2.75丈,深1.4丈1800年, 長只有7丈,寬2.75丈,深爲1.3丈明朝末期1633年封舟尚豐，舟長20丈，寬6丈，深五丈，造船度量爲1200個單位，而若用俞大猷（1503-1580年）《洗海近事》中記載的：“福船勢力雄大……吃水一、二丈”的吃水深度來要求，那麼這些清朝封舟都將成爲潛水艇或半潛船。由此可見，清朝時期的倒退是十分明顯的根據大明天啓朝年間的《大明武備志》第116、117 卷之“戰船”篇記載，作爲明朝水軍戰船的福船，由大到小，一共分爲六個型號：最大的是一號福船，吃水二丈（6.6米）；二號福船，吃水最少一丈（3.3米）；三號哨船；四號冬船，也叫海滄船，吃水七八尺（2.475米）；五號名鳥船；六號名快船。而其實那艘1633年的明朝封舟和同時期1637年英國建造的當時西方最大的戰艦“海上君王”號是相當的。封舟長66米，寬19.8米，倉深1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12.5米；英艦長51米，寬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16.37米。不僅如此，明朝後期的海戰戰術戰法也極爲先進，鄭氏水師獨步海疆的“五五制”戰艦隊形和指揮系統，即利用“五點梅花陣法”將對方“線形隊列”分成幾段，形成局部圍攻以後，用輕巧的快船架設重炮進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戰法比英國海軍稱霸全球的“納爾遜戰法”（Nelson touch）早出現了一百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訪問清朝的1793年，英國海軍稱霸全球的“納爾遜戰法”（Nelson touch）都還沒有出現。還有無知兼無恥的人說明朝末年最強的鄭成功海軍最大的戰船才400噸。以爲如此一來就能斷絕與倭寇的來往，餓死倭寇。這是對日本完全不瞭解。這種愚蠢的禁令，（不知道對於滿清的禁海及閉關鎖國金包衣會不會用愚蠢的這個詞）當然是永樂皇帝之後、鄭和下西洋之後的事情了。明朝一實行封鎖，整個國力便開始衰退。（金包衣怎麼解釋許多外國人可以來明朝卻被滿清限制，利瑪竇怎麼來的？明朝是怎麼翻譯了許多西方國家的書籍，幾何原本是利瑪竇與誰一起翻譯的？康熙大汗時代的傳教士大多數是明朝來的，金包衣是不可能知道隆慶開關的，同樣的中國再次翻譯西方文化是在滿清國門被打破時即1842年後）與此同時，西方科學卻開始發展，工業革命也開始了（工業革命發生在金包衣的家鄉康乾盛世時代）。有一個有趣的時間值得注意，那就是16世紀初的1517年，德國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權威，反對神權控制，就在這個時候，我國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此時中國出現心學）。正德皇帝是個很無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幹了許多荒淫無恥的勾當（正德皇帝的一次下江南對比康乾盛世的12次下江南，人員幾十人對比幾萬人，曹寅及李煦還有噶禮不斷進獻美女就成了佳話，金包衣對於康熙與乾隆同樣的幹了許多荒淫無恥的勾當的可汗就是美化，金包衣的美與醜，善與惡的標準在哪裏呢？）。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國是很富強的，到了宋朝、元朝也還可以，那時候科學發達交通方便、對外開放。而歐洲正是封閉的時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學術思想不自由。你說地球圍繞太陽轉，他卻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閉的。到了16世紀，歐洲自由開放了，科學發明開始了，可中國反而長期封鎖起來了。這是最大的歷史教訓。今天講了這麼多，無非是要大家明確兩個觀念，那就是改革和開放。中華民族之所以這樣壯大，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內部要積極進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難，改革成功了，我們的民族就會中興。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放，這點更爲重要，因爲中國人有自信心，我們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強大，外來的武力或外來的文化我們都不害怕。另有一個重要觀念，今天沒有時間詳談。我認爲過去的歷史家都說蠻夷戎狄、五胡亂華、蒙古人、滿洲人侵略中華，大好山河淪亡於異族等等，這個觀念要改一改。我想寫幾篇歷史文章，說少數民族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數派執政，談不上中華亡於異族，只是“輪流做莊”。滿洲人建立清朝執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這些觀念我在小說中發揮得很多。希望將來寫成學術性文字。上面我講到的那位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在他初期寫《歷史研究》這部大著作的時候，並沒有非常重視中國。到他快去世的時候，他得出一個結論：世界的希望寄託於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結合。他認爲西方文明的優點在於不斷地發明、創造、追求、向外擴張，是“動”的文化。中國文明的優點在於和平，就好象長城，處於守勢，平穩、調和，是“靜”的文化。現在許多西方學者都認爲，地球就這樣大了，無止境地追求、擴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後只能接受中國的哲學，要平衡、要和諧，民族與民族之間要相互協作，避免戰爭。由於科學的發展，核武器的出現，今後的世界大戰將不可思議。一些瘋狂的人也許執意要打核戰爭，殊不知道這種戰爭的結局將是人類的同歸於盡。這種可能性不能說沒有，我所接觸到的西方學者目前對打核戰爭都不太擔心，他們最擔心的是三個問題∷第一是自然資源不斷地被浪費；第二是環境污渠；第三是人口爆炸。這三個問題將關係到人類的前途。所以，現在許多西方人把希望寄託於中國，他們希望瞭解中國，瞭解中國的哲學。他們認爲中國的平衡、和諧、團結的哲學思想、心理狀態可能是解決整個人類問題的關健。最近牛津有一個十分盛大的宴會，倫敦《泰晤士報》前總編輯李斯。莫格勳爵也參加了，他曾談到，十九世紀世界的經濟中心在倫敦，二十世紀初轉到了紐約到了戰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則轉到了東京，而二十一世紀肯定要轉到中國。至於這個中心是中國的北京還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問題，只要是在中國就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