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戲的續夢

孫犁：戲的續夢

過去，我寫過一篇《戲的夢》，現在寫《戲的續夢》。

俗話兒說，“隔行如隔山”；又說，“這行看着那行高。”的確不錯。比如說，我是寫文章的，卻很羨慕演員，認爲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藝術，神祕無比。對話劇、電影演員，倒沒有什麼，特別羨慕京劇演員，尤其是女演員。在我童年的時候，鄉下的戲班，已經有了坤角兒，她們的演出，確實是引人入迷的。在廟會大戲棚裏，當坤角兒一上場，特別是當演小放牛這類載歌載舞的戲劇時，那真稱的起萬頭攢動，如醉如狂。從這個印象出發，後來我就特別喜歡看花旦和武旦的戲，女扮男裝的戲，比如《辛安驛》呀，《鐵弓緣》呀，《虹霓關》呀等等。

三十年代初，我在北京當小職員，每月十八元錢，還要交六元錢的伙食費。但到了北京，如果不看戲，那不是大煞風景嗎？因此，我每禮拜必定看一次京戲。那時北京名角很多，我不常去看，主要是看富連成和中華戲劇學校小科班的“日場戲”，每次花三四角錢，就可以了。

中華戲劇學校演出的地點，是東安市場的吉祥劇場。在這裏，我看過無數次的戲，這個科班的“德和金玉”四班學生，我都看過。直到現在，還記得他們的名字。

每次散戲出場，我還戀戀不捨，餘音繚繞在我的腦際。看到停放在市場大門一側的、專爲接送戲校演員的、那時還很少見到的、華貴排場的大轎車，對於演員這一行，就尤其感到羨慕不已了。

後來回到老家參加游擊隊打日本，就再也看不到京戲。廟會沒有了，有時開會演些節目，都是外行強登臺，文場沒有文場，武場沒有武場，實在引不起我這看過真正京戲的人的興趣。

地方上原來也有幾個京劇演員，其中也有女演員，凡有些名聲的，這時都躲到大城市混飯吃去了。有一年春節，我們駐紮在保定附近一個村莊，聽說這村裏有一個唱花旦的女演員，從保定回來過節，我們曾想把她動員過來，給我們演幾段戲。還沒有計議好，人家就聽到了風聲，連夜逃回保定去了。

一九七二年春天，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下，我認識了一位演花旦和能反串小生的青年女演員。說是認識，也沒有說過多少話。只是在去白洋澱體驗生活時，我和她同坐一輛車。這可能是劇團對我們的優待，因爲她是這個劇團的主要演員，我是新被任命的顧問，並被人稱做首席顧問。雖然當了顧問，比過去當牛鬼蛇神稍微好聽了一點，實際處境還是很糟。比如出發的這天早晨，家裏有人還對我表示了極端的不尊重，我帶着一肚子悶氣上了車，我右邊座位上就是這位女演員。

我上車來，她幾乎沒有任何表示，頭一直望着窗外。我也沒有說話，車就開動了。這是一輛北京牌吉普車，開車的是一位原來演武生，跌傷了腿，改學司機的青年。一路上，車開得很快，我不知道多麼快，反正是風馳電掣、騰雲駕霧一般。我想：不是改行，他滿可以成爲一名駱連翔式的“勇猛武生”。如果是現在，我一定要求他開慢一點，但在那個年月，我的經驗是處處少開口爲妙。另外，經過幾年的摔打，什麼危險，我也有些不在乎了。

路經保定，車輛到齊，要吃午飯，我提出開到一個好些的飯店門口，我請客。我覺得這是責無旁貸的事，卻也沒有人對我表示感謝。其實好些的飯店，也不過是賣炒餅，而餅又烙得厚，切得塊大，炒得沒滋味。飯後每人又喝了一碗所謂木樨湯。

然後又上路，到了新安縣，天還早，在招待所休息一下，我們編劇組又一同繞着城牆，散步一番。我不記得當時這位女演員說過什麼話。她穿得很普通，不上臺，誰也看不出她是個演員來，這也是“文化革命”的結果。

聽說，她剛剛休完產假。把孩子放在家裏，有些不放心吧。她擔任的那個主角，又不好演，唱段、武打很多，很是吃力。她雖然是主角，但她在臺上，我看不到過去的花旦、武旦的可愛形象。她那一頭短髮，一身短襖褲，一頂戴在頭上的破軍帽，一支身上背的木製盒子槍，一舉一動，都使舊有的京劇之美，女角之動人，在我的頭腦裏破滅了。可惜新的京劇之美，英雄之美，並沒有在舊的基礎上滋生出來。

在那些時候，我驚魂不定，終日迷迷惘惘，什麼也不願去多想，沉默寡言、應付着過日子。周圍的人，安分守己的人，也都是這樣過日子。不久，我得了痢疾，她和另外兩位女演員，到我的住處看望我，這可能是奉領導之命，還提出要爲我洗衣服，我當然不肯，向她們表示了謝意。

我們常常到外村體驗生活，都是坐船去。有一次回來時天晚了，煙霧籠罩着水澱，我和這位演員坐在船頭上，我穿着單衣，身上有些冷，從書包裏取出一件棉背心，套在外面，然後又沒精打采地蜷縮在那裏。可能是這種奇怪的穿衣法，引起了她的興致；也可能是想給她身邊這位可憐的顧問增添點樂趣，提提精神，驅除寒冷，她忽然用京劇小生的腔調，笑了幾聲，使整個水澱都震盪，驚起幾隻水鳥，我才真正地欣賞了她的京劇才能，並感到了她對我的真誠的好意。

那些年月，對於得意或失意的人，成功或失敗的人，造反或打倒的人，生者或死者，都算過去了，過去很久了。我也更衰老了，但心裏保留了一幅那個年月人與人的關係的圖表。因此，這些情景，還記得很清楚。

我十二歲的時候，父親給我買了一本《京劇大觀》，使我對京劇有了一些知識。在我流浪時，從軍時，一個人苦悶或悲憤，徘徊或跋涉時，我都喊過幾句京戲。在延安窯洞裏，我曾請一位經過名師傳授的同志去教我唱，因此對她產生了愛慕之情，並終於形成了痛苦的結果。在農村工作時，我常請一些民間樂手爲我操琴，其實我唱得並不好。後來終於有機會和這個劇團的內行專家們，共同生活了幾個月，雖然時候趕得不好，但也平平安安，相安無事。

今年春天，忽然有一位唱花臉的同志來看我，談起了這段往事。我送給他一本書，隨後又拿了一本，請他送給那位女演員。

1984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