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夫婦反駁對外援助是巨大浪費

比爾蓋茨夫婦在《2014年度公開信》中反駁的第二個錯誤謊言是：對外援助是巨大浪費

你或許曾經讀過一些有關對外援助的新聞報道，很多報道僅依據個案分析就整體對外援助蓋棺定論，如通過曝光對外援助項目中出現的個別不盡人意的現象，暗示對外援助不過是鉅額浪費而已。如果這類新聞充斥媒體版面，大家很容易認爲援助工作沒有意義。因此，去年一家英國報紙宣稱，超過半數選民希望減少對外援助，也就不足爲奇了。

但這些文章扭曲了在受援國發生的真實情況。自13年前我和妻子梅琳達建立蓋茨基金會起，我們已經看到了大量由我們基金會，以及其他捐贈國家資助的項目所取得巨大成績：人們的壽命更長了，健康狀況更好了，並逐步正在擺脫貧困；而對外援助項目開發和提供的各種服務是這些進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關於“對外援助沒有意義”這樣的錯誤觀念讓我深感憂慮。因爲這剛好給一些政府領導提供了藉口，導致削弱對外的援助力度——這將意味着我們能夠拯救的生命將減少，受援國實現自給自足的時間也將延長。

因此，我想針對你們看到的一些關於外援的批評作些解釋。3首先，我承認沒有任何項目是完美的，援助工作還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對外援助只是削除貧困和疾病的途徑之一，除了對外援助，發達國家還需要改變既有的經濟政策，如更加開放市場、減少本國農業補貼等；而貧困國家也需要加大對本國國民健康和發展事業的投入。

從總體來看，對外援助絕對是高回報的投資，我們應不斷擴大外援規模。對外援助可以有效幫助低收入國家人民挽救生命、改善當地人民生活，爲實現我在“錯誤觀念之一”中闡述的長期經濟發展(使受援國不再依賴援助)打下堅實基礎。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大家都承認蓋茨基金會對項目效果要求極爲嚴苛，但仍然有很多人對蓋茨基金會和政府合作的對外援助項目嗤之以鼻。實際上，我們爲提高項目效率、考量項目結果進行了大量工作。

在國際援助的幫助下，像Nikuze Aziza一樣的難民家庭得以溫飽，能夠健康生活（盧旺達基濟巴，2011年）

■關於對外援助金額

很多人認爲對外援助在發達國家預算中佔有很大比重，因此認爲削減外援預算會節省大量資金。美國民衆就“外援佔政府預算比重”接受民意調查時，其答案平均值爲25%。而當問到政府合理的外援支出比例時，人們的普遍答案是：10%。我估計在英國、德國或其他國家，民衆也會有類似的印象。

以下是對外援助佔政府預算比例的實際數字。挪威是世界上對外援助最慷慨的國家，其外援佔政府預算比重也僅爲3%。而美國則不到1%。

美國政府預算的1%約爲300億美元。其中只有約110億美元用於對外健康援助項目，包括：疫苗、蚊帳、計劃生育、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療藥物等。(另外190億美元用於修建學校、道路以及灌溉系統。)

我並不是說110億美元不是一筆大數目。但客觀來講，這就相當於每個美國人每年承擔30美元。想象一下如果你在所得稅申報表上看到如下問題：“我們是否可以在您所交稅款中劃撥30美元，以保護120名兒童免遭麻疹侵害？”你會選擇同意還是拒絕呢？

通過對外援助的總體影響分析，也可以幫助我們破除這個錯誤觀念。我將1980年至今所有健康領域的對外援助總額相加，然後除以這一期間因外援而拯救的兒童人數，便可以得到一個大致的投資回報比例——每拯救一名兒童生命的成本僅僅爲不到5,000美元(而且這不包括其它改善健康的支出)。你可能覺得5,000美元是很多錢，但請不要忘記，美國政府部門基本上是以百萬美元級別來衡量一名美國公民的生命價值。

此外，除了基本生存，受惠於對外援助的健康的兒童還能做很多事情，他們可以接受教育，然後參加工作，並最終幫助自己的國家實現自給自足。因此我一直在說，對外援助是一筆“好投資”，可以帶來巨大的投資回報。

這個圖表顯示了兒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以及部分致力於降低兒童死亡率的外援項目。正如你看到的，大部分項目都正在積極消除這些致死原因。基金會的全球健康工作也同樣集中在這些領域。

援助成果

美國政府在本國農產品補貼上的支出是其對外健康援助經費的2倍多，軍費支出是對外健康援助經費的60倍還多。下次如果有人再和你說，我們可以減少對外援助來降低政府預算，我希望你能質問他：通過犧牲生命的代價減少政府開支，真的是你所希望且最好的選擇麼？

■關於腐敗

關於對外援助最常見的新聞，就是因腐敗而造成的資金浪費。毋庸置疑，浪費或挪用對外援助經費，會直接導致生命損失。我們必須根除欺詐行爲，讓每一分錢都物盡其用，發揮最大效用。

但我們也要客觀看待腐敗問題，及其在整個外援中所佔的相對比例。一些小規模的腐敗現象，諸如個別政府官員編造虛假差旅費等，確實造成了對外援助經費的損耗。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減少腐敗現象，但在外援領域中將其完全消滅是不現實的；正如我們不可能根除所有政府或企業中的腐敗一樣。假設小規模腐敗損耗了救命錢的2%，我們當然應該減少這種損耗，但如果實在無法減少，難道就要停止挽救生命了麼？

你們也許已經聽說了去年柬埔寨的一個蚊帳項目醜聞，該項目由“全球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簡稱全球基金)負責實施。個別柬埔寨政府官員被發現從項目合同方那裏獲取了高達六位數的回扣。很多新聞主編們立刻將其作爲頭條新聞，如《外援資金是如何被浪費的》，有一篇新聞還將我作爲善款被浪費的受害人加以提及。

對於大家的關心我表示由衷感謝，媒體進行輿論監督也是件好事。但發現這次腐敗行爲的並不是媒體，而是全球基金自己在內部審計時發現的。在發現和解決該問題的過程中，全球基金履行了自己應盡的義務。但如果要求他們來根除政府和社會腐敗，或是因爲自己追查出了小規模資金濫用，反而受到處罰，這是顯然有悖情理的。

這種認識實質反映了雙重標準。我聽到有人說，如果一個外援項目被發現一塊錢的貪污，政府就應關停這個項目。而另一方面，美國伊利諾伊州近七任州長中有四人因貪污鋃鐺入獄，但就我所知，沒人要求關閉伊利諾伊州的學校或高速公路。

如果真的存在大規模資金使用不當現象，我和梅琳達是絕對不會支持全球基金或其他項目的。事實是，自全球基金於2003年在柬埔寨開展工作以來，當地因瘧疾致死的人數下降了80%。你們聽到的諸如對外援助資金被獨裁者用來修建新王宮這類聳人聽聞的新聞，大多發生在冷戰時期，那時大量外援確實被用來籠絡同盟國，而不是改善人民生活。今天，外援項目參與各方的結果考量工作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尤其是在健康和農業領域，我們完全可以驗證項目的價值，並評估每一塊錢的投入產出比。

此外，我們還將越來越多地依靠科技打擊腐敗。互聯網的發展讓民衆更容易瞭解政府的工作職責——例如它們的健康診所應得到多少撥款，並據此對政府工作進行監督。隨着公衆接觸的信息不斷增加，腐敗現象將越來越少，更多的援助資金將得到正確使用。

■關於援助依賴

批評者的另一個觀點是對外援助阻礙正常的經濟發展，讓受援國依賴於對外界的慷慨。

這一觀點存在多個謬誤。首先，它將不同類型的援助混爲一談。它沒有將直接劃撥給各國政府的援助資金，和用於支持疫苗、種子等創新研發的外援資金區分開來。二十世紀60年代，美國投入大量外援經費，通過農業創新提高受援國農業產量，這些援助投入不但沒有讓亞洲和拉美國家對外援更加依賴，反而由於糧食產量提高大大降低了受援國的依賴性。我們目前對“非洲綠色革命”的資金援助，也正在通過幫助受援國提高農作物產量，降低了他們對外部的依賴性。對外援助經費是開發“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資金來源，這些產品對健康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這也是爲什麼蓋茨基金會將三分之一以上的資助都用於支持這些領域的創新研發。

第二，“外援滋生依賴”的觀點也忽視了那些業已“畢業”的、曾經的受援國，它們中的很多現在僅需解決一些遺留的難點問題。以下都是曾經的受援大國，但隨着本國的經濟發展，他們已基本不再接受援助，包括：博茲瓦納、摩洛哥、巴西、墨西哥、智利、哥斯達黎加、祕魯、泰國、毛里求斯、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在朝鮮戰爭結束後曾接受大量對外援助，然而目前已成爲淨捐助國。中國現在也是淨捐助國，並通過支持科技研發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印度在1991年接受的對外援助佔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目前這一數字已下降至0.09%。

這種進步甚至出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儘管相比二十年前，這一地區接受的對外援助總額增加了一倍，但援助所佔經濟總量的比重卻下降了三分之一。當然，目前非洲還有少數仍需依賴對外援助的國家，如埃塞俄比亞等。儘管幾乎所有合作方——特別是埃塞俄比亞自己，都希望儘快改變這個現狀。但是，目前尚無有力證據表明，今天的埃塞俄比亞可以離開外援而變得更好。

還有些批評認爲，沒有確鑿證據證明對外援助可以加速經濟增長。聽起來，的確如此。不過，這個觀點也適用於幾乎所有其他經濟增長因素，因爲我們很難確定具體哪些投資會刺激經濟增長，特別是短期來看。但我們知道，長期而言對外援助確實對經濟增長大有裨益，如針對健康、農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健康援助不但救助生命，還能促進兒童身心發展，讓受援國在一代人的時間就發生改變。很多研究都證明了受益於對外援助的兒童長大成人後，爲當地社會創造出更多財富。如果你認爲此類援助沒有意義，就等於認爲拯救生命對經濟增長沒有意義，或者說認爲拯救生命毫無意義。

對外援助在救助生命方面的作用顯而易見，這一點甚至連批評家們都給予承認。威廉?伊斯特利(最著名的對外援助批評家之一)在其《白人的負擔》一書中列舉了一些受益於對外援助的全球健康進步，其中主要的幾點包括：

“在南非進行疫苗接種工作幾乎在當地徹底消滅了麻疹這一導致兒童死亡的疾病”。

“通過國際合作，天花得以在全球範圍內根除”。

“1990年至2000年，在中國開展的肺結核防控項目使結核病新發病例降低了40%”。

“1985年以來在拉丁美洲開展的根除脊髓灰質炎項目，讓這一威脅美洲公共健康的疾病銷聲匿跡”。

關於最後一點有必要再多說幾句： 目前全世界只有三個國家沒有根除脊髓灰質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亞。去年全球衛生健康社區確定了2018年以前在全球根除脊髓灰質炎的總目標，隨後數十個捐贈方陸續對該項目進行了資助。如果人類可以在全球根除脊髓灰質炎，世界每年便可以節省出約20億美元的脊灰防治經費。

真相與總結： 健康援助投資可以獲得高回報。每當我看到和30年前相比有更少的兒童死亡，人們的壽命更長、生活的更健康，我就對未來充滿希望。蓋茨基金會正與世界上優秀的經濟學家和健康專家共同研究如何讓未來更美好。正如他們上個月在醫學雜誌《柳葉刀》中所發表的論文：“如果投資方向正確並對政策加以改進，到2035年以前， 所有國家的兒童死亡率都可以降低到1980年美國或英國的水平。”

以下你將瞭解到這個進步的巨大意義：

爲實現人類的巨大突破而團結一致

讓我們先從歷史的角度看。1960年出生的嬰兒在5歲以前的死亡機率是18%。而今天出生的嬰兒死亡機率則不到5%。到2035年這一機率將下降至1.6%。75年間取得這樣偉大的成就，這讓我想不出任何其他進步可以與之相提並論。

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全世界的科學家、健康工作者、捐贈方和受援國團結一致。如果該目標能夠納入聯合國後千年發展目標，便可更有效地集中資源促進其早日實現。

很多現在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將依靠自己的經濟發展，實現兒童死亡率降至1.6%的目標。而有一些貧困國家，則仍需要來自捐贈國的慷慨解囊，包括在健康和研發領域投入資源。此外，各國政府也需要制定正確的發展政策。例如，中等收入的國家應該徵收菸草稅、削減燃油補貼，以保證更多資金用於健康事業。

總之，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糾結於援助是否有效，而應花更多的時間思考怎樣讓援助更有成效。無論是上游的全球公共產品研發，還是下游的創新產品應用推廣，如何提高對外援助資金的使用效率都至爲重要。受援國是否做好了基層衛生站的選址以及醫務人員的培訓工作？資金捐助方是否幫助當地團隊學習專業知識，以逐步減少對西方專家的依賴？已經取得進步的國家是否分享自己的經驗教訓供其他國家參考？這也是我們蓋茨基金會需要不斷學習的地方。

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爲健康領域的差距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不平等現象之一。每年有幾百萬兒童死於可以防治的疾病，這是不公平也是無法接受的。我認爲，一個兒童不應該由沃倫?巴菲特所說的“卵巢彩票”——即“出生”決定命運。而如果我們能夠實現這個目標，至少在健康領域，“出生決定命運”的現象將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