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徐斌的離職演說 振聾發聵的演講

懷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浙江工商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徐斌的離職勵志演講稿

2002年，我來到浙江工商大學。先在雜誌社幹着。兩年中，完成了從記者到學者的轉換，2004年人文學院成立，校領導動員我當院長。當時我做雜誌社社長挺順手，又有時間搞研究，不想動。校領導說，你幹嘛要看一輩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經歷，感受一番中國高校主流的東西不好嗎？再說，上點課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會一振呢。我只好笑着應了。幹了一屆，有些事只做了一半，於是接着第二屆。實際上我在連任後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適合這個行政職位了，2009年初即向學校提出另請高明，也幫着聯繫過接班的人選。

爲什麼不適應？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權力化日趨嚴重，尤其在本科教學評估中的作爲，公然全體造假，已喪失了最起碼的大學精神。近年盛行的數字化考評、高校排名，讓各級像瘋了一樣抓項目、課題、報獎、報點、基地之類，上級考什麼，下邊就幹什麼，行政權肆無忌憚地侵害教育權和學術權，攪得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如果有人問我，六年多來最大的體會是什麼？我說，一是沒有精力認真考慮真正的教學和科研事宜，只是窮於應付上級下達的各項冠冕堂皇的所謂“創新強校”的指標；二是高校中違背常識的行爲，甚至造假的勾當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說，這六年多裏學校無數次開會、佈置工作，沒一次真實地倡導大學精神、學術自由、堅持學者良心、敢於批評政府、擔待社會責任。口頭上雖講過幾次大學精神，但只是招牌，實處要大家去做的淨是如何討好政府、送禮攻關，爭項目、要課題。這是大學境界、大學氣度嗎？在文明國家這可是學界大忌，學者須與政府保持距離。我想到斯諾夫人90年代的一次來訪。中國政府看她生活比較艱難，欲以演講費等形式給點資助，亦算是對斯諾過去幫助中國革命的感謝。斯諾夫人謝絕了。她說：斯諾和我在世界上講的話，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們認定我們和政府沒有利益關係，所言所論皆出自我們的獨立觀察。如果我拿了錢，今後沒人再信我們的話了，連以前說的也都不信。現在中國大學的領導和學者存有這樣的觀念與意識嗎？不僅想方設法向政府討錢，要錢的時候甚至可以送禮行賄，不擇手段。這一切，都頂着個堂而皇之的名義：爲了學校做大做強！功利高於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錢不值。這正常嗎？

校內部門的領導們在一起的話題，說來說去老這麼幾條：怎樣貫徹學校的考評指標，設計個方案逼下邊竭盡全力；強調本部門如何重要，希望領導格外關照；本部門的考評在學校裏排了個第幾、什麼檔次；如何通過搞關係、走門子達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間多關照，你這次幫我，我下次幫你……古人講求勸人以德，此間流行的皆是勸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學裏就是丘八文化加農民文化，再添個所謂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據只有一條“有奶便是娘”，說好聽點是謂“謀食不謀道”。權力在這一領域中爲所欲爲，這不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國的各個行業裏，都算問題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會上對教育尤其是對高等教育的批評一浪高過一浪，可以說已失去人們的信任。

今天上午聽學校一位老師說，網上評“十大缺德”行業，教育“居首”。我聽後並不感到驚呀。最近我去東北講學，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說起現今中國的教授、學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樣又不敢講真話，爲了錢可以昧良心。最能說明教育危機的莫過於此種現象：現在的有錢有勢者，都想方設法將子女送到國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領導和諸多大學校長的孩子，自己辦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嗎？學者這副“權力附庸”、給點錢讓幹什麼就幹什麼的德行，其實當官的打心眼裏也瞧不起，不當你一回事兒。我親歷過一件事，2006年吧，搞過一次什麼“保鮮”活動，當時一位省委副書記到中國美院檢查。有位老師正在創作，說搞不懂，不予理睬。該副書記大爲光火，對美院的“保鮮”活動嚴厲批評，推遲驗收。我們學校傳達此事時，居然以本校得以順利通過而慶幸，對美院還有點幸災樂禍的味道。上世紀五十年代，彭真去協和醫院拜訪林巧稚，林正在給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見，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說跟民國時代的知識分子比氣質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們汗顏，不自重，又何以能讓別人尊重。

在這種體制中，我陷入一種無法自拔的矛盾。我無法象大部分所謂學者型領導那樣，一邊不痛不癢地批評體制，一邊又利用體制大撈好處。那些撈好處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無非利用手中資源，請掌握項目的官員、高級別刊物的主編、學界評委等來講學，變相用公款行賄。逢年過節再去孝敬送禮。然後就可以在爲學校、學院作貢獻的名義下拿課題、發文章、得獎項，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評委。這些年我要幹此類事處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關的利益鏈也鋪到過我面前，但我不屑爲之。我的道德底線不許可，這些既然是我批評的事情，就決不隨波逐流。

中國最大的問題，也是很多知識分子的通病即說與做的分離，人格的兩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覺的地步。慷慨激昂的體制弊端批判者，行爲的目的不是改造體制，而是一轉身也參預其中去分一杯羹，連半點內疚也沒有。這不是鄉愿是什麼？

我選擇了批判的態度，行動上便不會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評估，大家無不反感，但學校要求評估組進場時全體起立，長時間鼓掌。那天我是整個禮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爲什麼要這樣假、這樣賤？反感或反對，爲什麼不敢公開表達。2008年學校搞所謂“加速發展”的改革方案，小組討論時我發表了不同意見，蔣書記要我大會上講講，我便在大會上坦言：如今之大學是“謀食不謀道”。2009年底續簽增長20%的責任書時，我曾打算拒籤，因此而下臺也無所謂。爲此找過蔣書記。蔣書記做工作說，你不籤，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內要搞“三定”方案，到時會調整的。這樣我才勉強簽約。去年初學校開黨代會，小組討論有校領導參加，我本不想發言，大家一定要我講幾句，我便說，“一所大學設有黨委，還要開黨代會，這是人們習慣了的現實，但這是真正的大學之道嗎？世界上還存在此種體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鮮、古巴了吧。沒聽說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學是在黨委領導下成功的，也沒聽說哪個黨委辦出過世界公認的一流大學。中國大學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於與世界大學接軌，若不行，哪怕學學民國時的北大和西南聯大也好，總在現行體制框架裏折騰是沒有希望的，所謂“錢學森之問”即這個意思。我不想發言，就是對當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討論不感興趣。”黨代會後接着開教學工作會，吃飯時我坐在蔣書記邊上想說個事，看到一撥一撥的中層幹部來祝賀蔣書記當選，言辭阿諛，全是官場文化。我說不出口，坐至終席不發一言。近些年裏，無論省領導還是學校領導的報告，我極少參加，不是擺譜，實在是聽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語，坐不住。我任職期間向學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謂搞指標的“強校”方面，粗想大約有這樣幾條：引進人才的政策要適當靈活、寬鬆，否則難以操作白費勁；認真履行低碳節能，消滅長明燈、跑冒滴漏；撤掉學校的駐京辦事處。對以上言行，有人說我敢直言、有見識，其實在我心裏，只是遵循常識而已。目前中國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識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