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講啦》製片人劉嫺的訪談錄：開講啦臺前幕後那些事
問：我發現你講所有事，都不如說《開講啦》下階段要走出演播廳做室外路演這件事來得激動。劉嫺：是啊，這就是我現階段最大的事了。《開講啦》要走出演播廳做大型的路演，這是一次挑戰。我沒有外景經驗，是一次新的學習。我很願意接受新的挑戰，不希望一成不變。哪怕做常規的節目，每一期也力求有新的東西。挖掘和發現明星更多的東西。真誠，說人話，不端着。有些節目爲了更有可看性，每一個臺詞都是提前對好的。我排斥這種節目類型，不管是嘉賓還是青年代表都要給他空間。錄製前一刻會開會，放掉所有準備 ，在現場認真聽，然後結合演講內容提問。我強調思考力。而不是都提前準備好，把這些年輕人變成工具或擺設。問：說到這個，我特別想知道，你是怎麼想到在《開講啦》裏請一些“青年代表”的？劉嫺：我很看重青年人這個羣體。我覺得青年人讓我去相信這個世界會好。他們在想什麼、做什麼，對這個國家很重要。要給他們平臺。他們現在接受的信息很發達，思考力和行動力超過我們的想象。我想通過這個節目展現出，年輕人不可小看。我希望他們和嘉賓的溝通是平等的，所以舞美設計上是平等的概念，不是階梯教室，他們會有討論或辯論。問：達到你要的效果了。劉嫺：對，其實節目的最初定位是青年人羣體，播出之後沒想到引發了大量學生父母的關注。他們學習過程中的迷惘和思考，對父母都是報喜不報憂，但在節目中可以說自己的經歷，讓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另外一個城市學習或生活的狀態，增進了兩代人的溝通。現在我考慮的是怎麼讓年輕人的提問更加深入。年輕人困惑和迷惘的問題就那麼多，對問題的理解和思考會有限制。本來以大學生爲主體，現在準備開放爲職場人，30到40歲的羣體。有進入社會的過程會讓自己更明白自己想要什麼，更接地氣。問：做電視製片人總有收視率的壓力，你和收視率的交手怎麼樣？劉嫺：我做電視寧願不那麼考慮收視率，一定要做有意義有價值有情懷的，多年之後都能拿出來咀嚼的。我不想迎合觀衆，想引領觀衆。觀衆有時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比如沒有做舌尖，不知道舌尖會火成這樣。沒有做開講啦，不知道演講節目會火成這樣。市場不能預判，不能認爲電視觀衆就是俗的。但因爲收視率，《上班這點事》最終夭折。那是我一個很大的坎。那是我第一次做製片人的節目，覺得有太多東西可以做。團隊很棒，很有激情，鼎盛時期全國媒體都在用“這點事”句式。同時還做職場白領單身俱樂部等衍生產品。我覺得節目有特別大的前景，有很好的傳播力，但沒有很好的收視率。知道要取消之後，團隊去單身俱樂部的合作方酒吧裏喝酒，我醉倒在大街上了。長夜痛哭。所以現在危機感很強，會覺得《開講啦》沒有好到那個地步，有很多不好的地方，要及時地與時俱進，讓更多的觀衆喜歡它，有新鮮感，有更好的方式去詮釋這個節目，才能不被淘汰。正能量的東西不能一直吃，打雞血不能天天打。讓《開講啦》安身立命和長足不敗的方式，是我每一天在考慮的問題。現在流程已經完整，但我審片會像祥林嫂一樣反覆地去和導演講，反覆剪三四遍。我的要求是隻有做到最好，觀衆才能看到最好的一個品相。現在我慢慢找到了想要做的節目和收視率的平衡，這種平衡必須由平臺來給予。平臺方的領導很重視節目的內核，力挺這個節目，覺得有意義有價值，即使沒有收視率也要推上去。感覺吃了定心丸。影響力打出來的同時能做出收視率是最好的。但起碼沒有那麼大壓力。一個電視臺需要有的節目打影響力又要打收視率，不能要求一個節目既有又有。去了解電視觀衆更喜歡什麼內容，不是唯收視率論，而是希望知道受衆的有共鳴性的東西，希望更去契合他們心裏的點。會做收視調查，做更好的均衡。問：現在網絡上也有很多傳播“負能量”的帖子或段子，你對此怎麼看？劉嫺：負能量一直都有，只是互聯網發達後擴散的影響力更大。早年曆史上的一些大家年輕時也會憤青，就像吳曉波說的，30歲之前如果不是憤青，說明你沒有良心，如果30歲之後還是憤青，說明你沒有頭腦。30歲之前做一個憤青是很好的事情。負能量段子我也不覺得什麼，因爲確實是社會現狀。不管是年輕人還是其他人羣，需要的是更多的想到怎麼去爲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做些什麼，身體力行更重要，首先看到這個時代缺什麼，國家缺什麼，才知道自己能夠爲自己或爲更大的面做些什麼。不能停留在我看到這些事情，但我每天還是渾渾噩噩地過日子，什麼都不做，只是憤怒，這樣沒有意義，就算看到也是沒有意義的。問：你這麼忙，有業餘愛好嗎？劉嫺：我喜歡看書，看雜誌。看《新週刊》，所以拿《新週刊》評的獎最高興。喜歡孟京輝、林奕華、廖勝川的話劇。《戀愛的犀牛》看過三遍。喜歡廖一梅的話劇編劇，喜歡她的《像我這樣笨拙的生活》。我還會選擇看同類型的電視節目。放鬆的同時確實也會有職業病，剛入道的時候很緊張，一直在看別人的結構和技術手段，現在更多的是遊刃有餘，像觀衆一樣看。問：想聽你從頭講講你的職業歷程，沒準能成爲下一個“職場熱帖”之類的。劉嫺：剛畢業時，我爸爸讓我回岳陽電視臺，我說要去就去最好的電視臺，當時最好的電視臺就是湖南電視臺。我求爸爸託關係幫我送進湖南臺實習，當時跟他說的是：你只要幫我送進湖南臺，至於能不能留下是我自己的事。我非常珍惜這個實習機會。當時在“都市時間”做社會新聞，上午跑新聞，下午寫稿子，五點就一個小時剪輯，六點就播出，帶我的記者根本沒有時間教我。我坐在他身邊看他飛快地剪，完全看不懂怎麼把那麼多素材剪成片子。下班後我就問老師借一本空白帶和一本素材帶，自己去機房一直弄到深夜。就這樣自己每天磨，自己練。這樣實習了三四個月，一開始會覺得有很多新聞可以採，但漸漸地，接到電話時會變得冷漠、麻木，甚至第一反應變成是:哦，起火了嗎？有死人嗎？死傷數不夠多的話這個新聞我們是不會做的，臺裏也不會播。我不希望我的生活是這樣的狀態。正好這時廣東臺來和湖南經視合作一個財經節目，我因爲進步快就被推薦過去了。後來合作取消之後，我留在了湖南經視。但廣東臺高薪挖我們過去。那年是2005年，超女特別火，湖南臺是很多人想進都進不來的。當時我在臺裏認識了不少成功的企業家，他們給了我很多人生的方向，包括和崔健的經紀人聊了半個多小時，他給了我很多非常好的建議。他說，如果你留在湖南臺，狀態比較穩定，可能會成爲一個優秀的導演，但在體制的平臺裏會有天花板。如果出去，風險更大，但年輕時一定要勇於接受風險，纔可能收穫更多。最後我決定離開，出去闖一闖。不知道會收穫什麼，只知道應該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了廣東臺，工資福利都挺好的，也有一羣從湖南一塊過去的小夥伴們。但是當時的工作狀態讓我有點失望。因爲作爲湖南電視人的衝勁在實習時就被培訓出來了。在湖南臺，經常夜裏三四點下樓，都能碰到很多熬夜加班的同事。在廣東臺，9點大樓就關門了，他們就覺得爲什麼要那麼拼呢。而且廣東的平面媒體發達，比如南方報業集團，但沒什麼人看廣東衛視，都是看港媒。年輕時還是心懷理想，希望可以做特別被人尊敬和喜歡的節目，但是沒有人喜歡看你的節目。只是混日子，沒有成就感。我不喜歡這種舒適的狀態，所以我決定再次辭職。然後我只給兩家公司投了簡歷，一家是楊瀾陽光工作室，一家是唯衆傳媒。只被後者錄取了。投給唯衆傳媒是因爲大學時看過楊總做的《新青年》節目，覺得有親切感，是自己喜歡的節目，想和自己認可且有相同價值觀的老闆一起共事。當時來面試時，趕上楊總開臺本會議。下飛機後半夜到的，直接讓我去了辦公室，跟着他們一起開會開到三點。當時楊總說有個導演要去北京出差，問我有沒有住的地方，我說我們在廣東時去出差都住地下室，30塊錢一晚上，楊總說我不可能讓我的導演住這麼破的地方。當時感覺挺有人情味，就決定留下來。我就開始在上海生活了。記得之前有個帖子說“爲什麼要漂在上海”，那喚起了我當年的感受。當時我發了一條很長的朋友圈：當你做成了一些事情之後，你回想起的都不是所謂的成就，印象最深的是最苦最難的日子，並感謝當初那個沒有輕易放棄的自己。那時候公司加上總裁副總裁和兩個導演，一共才五六個人。辦公室租在長寧區一個居民小區的一棟樓裏，是個兩室一廳，客廳裏三臺電腦。我住在離辦公室走路五分鐘距離的一個羣租房，120平米的一個地下室，住了2個月才數清楚有13戶。我的屋子是一個6平方米的豎條，只有一張單人牀，我自己買了面鏡子和一個拉鍊式衣櫥。有一次難得早回家，打開門就看到只穿條內褲的男人從洗手間出來，看見我就奔回他屋裏了。當時每天躺在那就覺得來上海很心酸。在廣東時有一萬塊錢工資，還提供住房，還有阿姨做飯。而且從湖南到廣東是一個團隊一起的，到了上海是一個人，很孤單，無依無靠只能靠自己扛下去。所以在上海第一年很艱難，心裏的煎熬很多。試用期間，剪的第一期片子，被楊總批評了。她說我沒有她想象的那麼優秀，片子剪得不好。我自尊心特別強，坐在機房樓的外面的馬路邊，看到的是上海的夜景的高樓，眼淚刷刷地下，自問爲什麼要來上海打拼。我告訴自己，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必須撐下去而且一定得留下來。而且心裏暗暗發誓，一定能做出很好的作品，一定會有人認可我的作品。後來我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到了工作上。當時在後期公司租機房做片子。有次做一個節目，我熬了七天七夜沒有出門，機房裏只有一間方方正的小窗戶，就看到外面黑了白了黑了又白了。吃外賣，牙也沒刷過。那機器還不太穩定，會突然崩盤，就得重做。第七天出來時感覺世界竟然是這樣的，像是從一個季節到了另一個季節。像是從監獄裏出來。但是很有成就感。片子領導挺滿意。後來，我做管理7年多，慢慢懂了更多事，在“證明自己”這件事之外的事。現在回憶起來，我剛進唯衆做“大聲說”時，脾氣特別暴躁。當時做《波士堂》導演只做了兩期，就被調出來做《上班這點事》的策劃。只有兩個導演。我特別操心，從宣傳到播出時間等統籌工作全做了。於是我就被提爲組長，從組長到主編到製片人，總共不到半年。做《上班這點事》，很早被提拔，團隊也年輕。年輕時最有幹勁，但不知道如何管理。就覺得自己怎麼樣，別人就該怎麼樣，我加班你們也加班，會覺得怎麼會有人不加班呢，不熱愛這個事情。我現在開始理解你是這樣的性格我該這樣和你溝通，以及自己開始懂得陪陪家人。當時我做的《上班這點事》年終公司頒了最佳製片人獎，給別的團隊頒了最佳團隊獎，還在散會後召集全組十幾人開會，說，說明我們還不夠努力。我求好心切，希望什麼獎都是自己的。第二年有個領導說我有了變化，連續兩年拿的最佳製片人獎，去年拿獎時說的是這個獎捨我其誰，沒有感謝任何人。第二年心態變化了，發自內心地懂得感恩了，知道感謝團隊和公司的幫助。我慢慢地知道不是我自己一個人的努力，一定是團隊的努力，和公司領導幫助成長，才能做出這麼棒的節目。現在很多事情會考慮得更加理智，前前後後掂量，不輕易決定，那時天不怕地不怕，一個項目也接，兩個項目也接，不覺得自己有做不到的事，就知道往前衝。問：到了做《開講啦》的時候，或許有些總會爆發出來的東西集中爆發了。劉嫺：做《開講啦》第一年要找特別牛的嘉賓，是史無前例的，嘉賓不是有錢就能請來的，周來折去，要花心思去請。除了周播，還要做季播，一次性連播6-8期，必須是大咖。晚上老闆電話來安排工作，哪怕是第二天要做的，也會腦子裏一直轉啊轉，壓力特別大，失眠一晚上。現在我慢慢地從那個階段走出來，發現不能太過要求完美。事情多，時間少，又希望做兩件事和做一件事一樣精良，壓力就很大。要學會放過自己，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嚴重，慢慢讓給團隊去鍛鍊，不要太糾結於一個點會不會影響節目效果。以前一個嘉賓今天說要來，後天要錄製，只有一天準備，就會覺得做不到，又不想浪費這麼好的嘉賓，就會從拿到案子到錄製都十分緊繃。後來發現只要心態好，把自己放在鬆弛的狀態，這個事情仍然會做得很好，也不會做得太有壓力。現在能接很多急活，比如廖凡答應來作爲拿獎之後的中國電視首秀，我狀態好到接到案子一點沒有緊張，我第二天陪楊總去北京開會，我就提前讓導演打了個資料，在飛機上用ipad把提問和想到的節目應涉及的內容用兩小時寫完了，錄影之前和導演對一遍，誰的好用誰的，這樣一兩天就做完了。節目也錄得不錯。我不再會把自己陷入一種不可能在這麼短時間內做到盡善盡美的狀態。我覺得我變從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