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個簡短的黨史小故事

導語：在世界的歷史中，每一偉大而高貴的時刻都是某種熱忱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以下是本站的小編給大家帶來的10個簡短的黨史小故事，一起來看看吧。

今天給大家說說新四軍的由來和新四軍歷史。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屬於國民政府戰鬥序列，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中國人民解放軍前身之一。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談判達成協議，於10月將在江南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爲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皖南部隊大部被俘、失散或犧牲，軍長葉挺談判時被扣，副軍長項英遇害。國民政府宣佈"將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番號即予撤銷"。

中國共產黨對此針鋒相對，宣佈重建軍部，任命陳毅爲新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爲副軍長，劉少奇爲政治委員。重建後的新四軍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華中敵後，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

在8年抗日戰爭中，新四軍抗擊和牽制了16萬日軍，23萬僞軍，作戰2.2萬餘次，其中對日僞軍作戰1.9萬餘次，殲日僞軍31萬餘人;反頑自衛作戰3千餘次。新四軍作戰傷亡8.9萬餘人。新四軍從最初的1萬餘人，發展到擁有主力21.5萬餘人。

1938年剛成立不久的新四軍，軍部由武漢遷至南昌，集中改編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軍長葉挺和副軍長項英指示設計新四軍臂章。當時，八路軍曾佩戴有"抗敵"兩字的臂章。美術工作者呂蒙等人受此啓發，提議新四軍臂章上畫上一個身背斗笠，左手持槍、右手指向前方的戰士，並在左下角標明"抗敵"兩字，以表明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爲新四軍開赴前線抗日的決心。此臂章得到葉挺等新四軍指揮員的認可，成了最初的新四軍臂章。

紅軍納入國民革命軍序列後，部隊編制、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服裝、標誌基本都與國民黨軍隊相同，改換軍服後，八路軍、新四軍都佩戴"青天白日"帽徽。

1939年春，新四軍爲了動員廣大官兵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新四軍作戰方針的指示，配合部隊進行革命傳統教育，鼓舞士氣，軍部首長動議創作一首新四軍軍歌。3月間，首先由陳毅寫出歌詞初稿《十年》，後經葉挺、項英、袁國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體修改定稿，於1939年6月發表在新四軍的刊物上，署名爲"集體創作，陳毅執筆"。由何士德譜曲後，這首歌就在新四軍中傳唱開來，成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優秀歌曲之一。這首歌以昂揚振奮的旋律，威武雄壯的氣勢，表現了新四軍一往無前的戰鬥精神。

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一天，紅四方軍總指軍徐向前在雪山上來回巡視正在爬雪山的部隊。突然發現一位紅軍戰士揹着一隻大鍋，一步一喘，艱難地行進着。這位戰士沒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條草袋。他立即發話：快去把連長找來!不一會兒，九連連長跑步來到徐總指揮跟前。徐向前嚴厲批評道：這個同志還披着草袋子，凍成這樣兒啦?你們是怎麼搞的，去把司務長找來!連長膽怯地報告道：徐總指揮，他就是司務長，叫肖永正，他的棉衣臨出發時脫給房東老鄉穿了。什麼，他就是肖永正!徐總指揮走到這位叫肖永正的紅軍戰士面前，從他背上接過鍋，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肖永正裹在身上…… 部隊下山後，徐總指揮在方面軍全體幹部會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動不已：有個連隊司務長，棉衣發下去了，戰士們都穿上了，他卻把自己的棉衣送給沒有衣裳穿的房東，自己披個草袋子過雪山，背上還揹着一口鍋!他就是三十九團九連的司務長，叫肖永正!肖永正是個正派的糧草官。我們有這樣的糧草官，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

“半條被子”的故事

1934年11月，紅軍長征途經沙洲村，3名女紅軍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看到徐家簡陋的牀鋪上只有一件蓑衣和一條破棉絮，她們便拿出僅有的一條行軍被，和徐解秀以及她一歲的兒子合蓋。幾天後，部隊臨行前，3名女紅軍執意要將行軍被送給一貧如洗的徐解秀，但徐解秀說啥也不肯接受。你推我讓之際，一位女紅軍用剪刀將被子剪成兩半，將半條被子交給了徐解秀。

一部紅軍長征史，就是一部反映軍民魚水情深的歷史。老人說，什麼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半條被子”的故事讓人民羣衆認識了共產黨，把黨當成自己人。正因爲有人民羣衆支持和擁護，我們黨才能走過輝煌歷程，取得偉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條被子”故事的發生地，今天我專門來這裏看望鄉親們。作爲一名中國共產黨員，我要不斷接受教育、接受洗禮。我們黨堅持爲人民服務，不僅僅是一句口號，而是堅持不懈的實際行動。我們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接下來要爲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讓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住進了北京。董老的夫人何蓮芝怕他年歲大了，受不得風寒，就將自己在延安大生產中勞動所得而積攢下的錢給他買了一頂帽子。董必武問花了多少錢。何蓮芝怕他嫌貴，就騙他說只花了二三十元錢。過了些時日，董老又向何蓮芝問起這頂帽子的價格。

何蓮芝依然沒有改口說：“你怎麼不相信人?就是二三十元嘛!”董老搖了搖頭說："你呀，騙我還說我不相信你，你自己看看。"說完，取下帽子，指了指帽子裏沿的標價。何蓮芝頓時就鬧了個大紅臉，原來，何蓮芝買帽子時，沒有注意到帽子裏還有標價。

之後，董必武在開黨員生活會的時候，還專門拿這個事作例子作了自我批評，並寫了一個橫幅掛在自己的書房裏：“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性習於儉，儉以養廉。”

掩卷而思，一個小故事，道盡了共產黨人克己奉公、勤儉節約的精神;一個小故事，直擊心靈，發人深省。我們現代人在面對衆多誘惑和慾望的時候，如果能如同董必武這樣的優秀共產黨員一樣，自律、自省，在生活中每件小事中鞭策自己，那麼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們必然會是那個堅定信仰，奮勇前進的人。

1949年10月1日，彭德懷在張治中、陶峙嶽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彭德懷走着走着，忽然在沸騰的人流裏發現自己的畫像，濃黑的眉毛頓時擰了起來。他一個箭步衝過去，擋住了那幾個擡着畫像遊行的人。擡畫像的羣衆一下子沒認出彭德懷，詫異地問：“你要幹什麼?!”彭德懷指了指他們擡着的畫像，說：“這個人模樣太難看，你們就不要舉着他過街了!”擡畫像的人一怔，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彭德懷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畫框上的畫像。擡畫像的人氣憤至極，一把揪住彭德懷，大聲叫道：“你知道我們擡的是誰嗎?這是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常勝將軍彭德懷!”幾個民兵見狀也圍攏過來，指着彭德懷：“快!把這個壞人抓起來!”彭德懷不由得笑了：“同志們，同胞們，我就是彭德懷，就是這個畫像上的人!”大夥面面相覷，不知所措。彭德懷接着說：“你們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給你們提一點要求，以後不要擡着我的畫框子來回走了，你們要舉，就舉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畫像，舉象徵革命的紅旗!”衆人聞言，熱烈鼓掌。

今天給大家說說周總理的兩把椅子，很少有人知道周總理從病重到去世使用過一把特製的椅子。

1975年秋天的一個傍晚，衛生部主要負責人找到我說：“總理叫我來找你，他有事要見你，什麼事我也不知道。”我們當即驅車來到北京305醫院。總理把我叫進他的病房。走進總理的病房，只見他坐在一張布面的沙發椅上，椅子右邊地上有個瓶子與他身上的管子相連，裏面有多半瓶的血水……總理消瘦了很多，鬍子很久沒有刮，長得很長，臉顯得很憔悴，只有劍眉下那雙睿智的雙眼仍和過去一樣。

見到我，總理說，“倪志福同志，我一天到晚只能坐在這把椅子上，很難受。我想請你幫我設計一把椅子，像飛機座椅那樣，靠背可以放下來，讓我能夠躺一下。”我說：“總理，我給您設計一個全自動的吧，您按一下電鈕就行。”“不用，你設計一個用手搖的就行了。”總理說着指着面前的一張藤椅說：“這是毛主席專門從湖南給我捎來的，但是靠背稍矮了點，你做的椅子比這個稍高點。”

那天我哭了，我沒有想到總理病得這麼重。回到家裏，我連夜爲總理設計了一把椅子。設計圖紙一出來，我就立刻趕往當時的北郊木材廠，和一位姓毛的工程師用最快的速度趕製出一張左邊一搖可以躺下來、右邊一搖腳部可以擡高的椅子。送到總理那裏，總理試了試，很滿意地說：“很好、很好，如果能再寬一點，我都不想下來，就在上面睡覺。”於是，我們連夜又爲總理做了一把更寬一點的椅子。總理說：“謝謝你們幫我做了兩把椅子，不過花費的錢應由我自己出。”

聽說總理直到去世，坐的都是這把椅子。

毛澤東的柺杖情緣

毛澤東一生熱愛山水，工作之餘，登山是他的一大愛好。柺杖，成爲他晚年登山必不可少的用品。他對柺杖沒有什麼講究，不管木製的還是竹製的，只要合用就行。在衆多柺杖中，他特別喜歡一根竹柺杖，這根柺杖來自杭州丁家山。

毛澤東喜歡杭州，稱杭州爲第二故鄉，生前先後40多次來杭州。20世紀60年代初，有一次毛澤東登丁家山，上山前，隨行人員沒有帶柺杖，就到附近農家砍了一根竹子，簡單處理了一下，當作柺杖，毛澤東就拄着這根散發着清新竹香的柺杖上山。途中，他彷彿想起了什麼，突然停住了，鄭重地問工作人員：“這根竹子有沒有付錢?”工作人員回答說：“老鄉本來不收錢，但我們還是付了。”毛澤東很高興，讚揚工作人員做得對。毛澤東對這根柺杖喜愛有加，上山後吩咐工作人員不要丟掉，要帶回北京去。

後來，無論是在中南海散步，還是外出視察，毛澤東一直使用這根未經雕琢的柺杖。作爲國家領導人，也曾有人給毛澤東送精緻的柺杖，但是他卻從不留用。對於從野外帶回來的這根竹柺杖，他卻敝帚自珍，視爲珍寶。

有一年，毛澤東在湖南長沙考察，隨身帶着的就是在杭州丁家山上用過的竹柺杖。其間，越南主席胡志明來中國訪問，到長沙拜見毛澤東。毛澤東與胡志明交情很深，兩人相見甚歡。有一天散步時，胡志明突然向毛澤東提出交換柺杖，以資紀念。毛澤東看了看胡志明手中精緻的柺杖，揚起自己手中的竹柺杖，風趣地說：“就這根打狗棍跟你換?換不得，你的太漂亮了。”胡志明拗不過毛澤東，只好帶着遺憾回去了。

生活作風絕不僅僅是一己的好惡問題，還是一個人精神境界、精神品格的具體反映。生活儉樸是毛澤東的一貫本色，他不太注重物質享受，一向嚴格要求自己，拒奢侈崇儉樸。他的柺杖就是最好的說明。

毛澤東喜歡柺杖，寧可拄杖徒步，也不願坐擔架，更不願坐轎子。

1947年3月，胡宗南重兵進逼延安，毛澤東率中央機關部分人員離開延安轉戰陝北。其時，他肺炎初愈，身體虛弱。衛士們考慮到他行軍困難，爲他準備了一副擔架，可他堅決不坐，非與大家一起徒步行軍。毛澤東不坐擔架，這讓大家很傷腦筋。警衛員孫振國找了根柳木棍，送給毛澤東說：“您就用這根柳木棍做柺杖吧，這樣走起路來也許會省力一些。”毛澤東拄着木棍，試走了幾步，很是滿意。此後毛澤東就拄着這根木棍轉戰陝北。

晚年，毛澤東的登山愛好沒有改變，但他有一個原則即上山不坐轎。有一次，毛澤東邀張治中同乘專列外出考察。火車到了安徽，張治中建議毛澤東上黃山看一看，毛澤東心有所動，但是，當他得知不能開車上山，只能坐轎登山時，就毅然放棄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坐轎”。

很多人對毛澤東不坐擔架、不坐轎子感到不解，對此，他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解釋說：“坐轎是騎在勞動人民頭上。我毛澤東不能坐!”

作爲黨和政府的領導人，他比誰都更有權力和條件要求好的物質享受，可他從來不搞特殊化。寧願拄杖徒步，也不坐轎子，正是他公僕本色的體現。“我們是爲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的勤務員，當主席也不能比別人特殊，也不能脫離人民羣衆!”所謂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毛主席之所以被人民愛戴和懷念，原因也在於此。

在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今天，如何使廣大黨員謹守樸素的生活作風，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牢記人民公僕的本色，保持與羣衆的血肉聯繫，是關係到黨的建設的重大命題。對此，也許可以從毛澤東的柺杖中得到一些啓示吧!

早在解放戰爭時期，時任東北局黨組織重要領導職務的陳雲，就向親屬子女提出了極爲嚴格的“約法三章”：不準隨便進出他的辦公室；不準翻看、接觸只供他閱讀的文件、材料；不準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車。

對於陳雲的“三不準”要求，他的親屬子女幾十年如一日，一絲不苟地認真執行。

新中國成立初期，陳雲的愛人于若木在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工作，上下班和陳雲走的是同一路線，儘管順路，但她一直堅持騎自行車上下班，從沒有搭乘過陳雲的小汽車。

他的女兒陳偉華在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後，從農村考進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被分配到國家人事部工作。

考慮到教學一線教師緊缺，她在陳雲的鼓勵下毅然放棄了國家機關的工作崗位，到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當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直至退休。陳偉華棄政從教的事蹟成爲當時教育界的美談，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陳偉華憶稱，“文革”期間，父親被下放到江西，在那裏待了2年7個月，“一家7口人分散於全國各地，後來姊姊曾到江西給父親做飯，照顧他的生活10個月”。爸爸對姊姊說，“你在我這兒10個月，沒有給國家幹事，是爲了照顧我，你不能拿國家的工資”。讓姊姊把這10個月的工資全部退給了單位。

解放後，吳德峯長期擔任政法戰線的領導工作。有一次，他繼母的一個侄兒因爲當過國民黨特務而被人民政府逮捕，親戚前來求情，他嚴肅地說：“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求情無濟於事”。親戚無功而返。

鎮壓反革命時，吳德峯的胞弟吳世悉被羣衆舉報，當地政府認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漢將其抓回保康縣。親屬們到武漢求時任武漢市長的吳德峯幫忙，讓他給當地政府打招呼關照。吳德峯不但沒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說服親屬，要嚴格按照當地政府的政策辦。

吳德峯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期間，原來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決一些個人問題，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絕。他對來人說，“正因爲你原來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嚴格要求你、愛護你。我們都是黨培養多年的幹部，可不能拿黨的原則當兒戲！”

由於吳德峯總是把前來疏通關係的親朋好友拒之門外，他的勤務員常常感慨，“要走吳老的後門算是沒門，他叫你連窗戶都爬不進去！”

1959年，王樹聲在軍事科學院上班時，他天天拿着飯盒到公共食堂排隊買飯。接待外賓和出國訪問時，外賓送他一些大小禮品，他都如數上交國庫。一次，新來的勤務員幾次將小禮品拿到車上說：王部長，人家說了，這禮品是送給首長您個人的。王樹聲卻嚴肅地說：我這個國防部副部長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外賓打交道的，禮品怎麼會是贈送我個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們革命戰士的一個起碼準則，今後務必牢記啊。